汉字鸟名体系，有个大致规律：长尾的从「鸟」，短尾的则从「隹」。然而，只有「烏」字属于火部，且独立成字——显然，这是一种特别的鸟。
我猜，这也许和乌鸦的「黑」有关——其实在自然界中，纯粹的黑色并不常见。《道德经》里提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色即黑色，象征深邃与奥秘。《山海经》里，三足乌鸦是太阳的化身，日本也有类似传说。五行学说中，黑色代表北方，与冬季和阴性的力量相关联——看似与乌鸦代表太阳矛盾，但是，所谓「阴极阳生」，阴中蕴阳，乌鸦的羽色正是极阴之象，也就生阳。黑色是大火过后余下的炭，也是日食的神秘阴影，是结束也是预兆。
虽然《诗经》中用乌鸦讽刺卫国与周幽王君臣的无道，《管子》里将「乌集之交」用作形容充满虚伪的交往，但在东汉「独尊儒术」之后，乌鸦便渐渐被赋予了另一层道德上的象征意义——由于「反哺」传说，乌鸦成为了儒家的孝道榜样，被纳入伦理框架，以政治力量奉为典型。
尚无确切记录表明，任何动物有赡养双亲的习性。但若以人类对「智商」的理解为视角，鸦科鸟类确实天赋异禀。那天听《鸟科学》（The Science of Birds）播客，主播艾文·菲利普森（Ivan Phillipsen）讲了个故事：有鸟类学家给一群澳洲钟鹊（Gymnorhina tibicen）装上了类似双肩包、只有用磁铁才能解开的小型 GPS 追踪器。可谁知，几小时后，这些澳大利亚最常见的鸦科鸟类就互相帮助，把彼此身上的追踪器给拆了下来，挫败了科学家获取迁徙数据的计划——但科学家们也没比它们笨多少，立即转而写了一篇关于这种利他举动的论文：在没有直接、切实回报的情况下，帮助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行为。
鸦科鸟类的「智商」，与它们的集群生活密不可分。早期研究便证明，群体的规模与个体智力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在庞大群体中，个体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摸索生存之道。正是这种群体生活里的社会化过程，促使它们在成长的岁月里，逐步发展出超乎寻常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第一次见到乌鸦大规模集群的场面，是在北京一个朋友家。那日到时，天色已然昏沉。他家客厅的窗外正对着块荒地——那种被房产公司拍下却没开发，或是手续未齐无法动工，用铁皮围起的规整地块，无人打理，枯黄蓬草随风伏起。
数百只乌鸦正结束白天的觅食，从里面陆续起飞，身影如同墨滴入水，迅速在余晖里蔓延开来。天际变得越来越暗沉，空中的鸦群规模也愈发庞大，密集的黑色飞翼交错，汇成巨大的漩涡，仿佛这片土地本身在将所有的生命力送往夜色深处，咿咿呀呀，旋转升腾，某种古老符号在深紫色空中延展。我看不清物种，听叫声，是小嘴乌鸦（Corvus corone）为多。
北京其实是个观鸦的好地方，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稍作努力便能看着四种。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是：小嘴乌鸦、大嘴乌鸦（Corvus macrorhynchos）、达乌里寒鸦、秃鼻乌鸦（Corvus frugilegus），运气再好些，还能碰到白颈鸦（Corvus torquatus）。大小嘴乌鸦的区分，鸟人们都晓得比较额弓，大高小低；其实二者鸣叫也有差别，小嘴乌鸦是「夸、夸」叫，比起大嘴乌鸦干涩的「啊、啊」，入耳更圆润些。目前，小嘴乌鸦在数量上占优。据说五六十年前，北京最多的鸦是秃鼻乌鸦，但如今在北京城中再遇它们，已是十分难得。
这些鸟白天分散在城外觅食，等到夜晚便集群返回，在西三环、北三环以及北二环的公园绿植和行道树上栖息过夜。北京师范大学的团队曾统计过，仅在公主坟和五棵松两处，就有超过 12000 只乌鸦夜栖。这种规模令人惊叹。想象一下，无数黑色身影在城市华灯上翻涌，像是流动的暗潮，漫过北京的夜幕。
有趣的是，乌鸦的到来还对城市的日常秩序产生了微妙影响——它们不只与天空有关，也改变了地面上人们的行为。寒意沉滞的夜晚，你几乎不会在万寿路一带路边看到停放的车辆。因为熟悉这里的司机都明白——乌鸦来了！于是，在这个季节，原本车位紧张的街道反而变得空荡荡，就像是乌鸦们给行人争取了更多的空间和自由。
去年年初，去翠微路附近找朋友吃晚饭，结束后边走边聊，忽然看到一辆上海牌照的越野车孤零零停在路边，黑车已经在厚厚一层鸟粪覆盖下近乎变成了白色。抬头一瞧，杨树上睡着密密麻麻的乌鸦。夜落乌啼霜满车——不消说，显然这位车主对本地「规矩」一无所知，明早要花大力气清理了。
集群夜栖不是鸦科独有的行为，但这四九城里的「乌合之众」，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梁实秋笔下曾出现过，舒乙更是带着几分胡同的俚俗味，说「老鸹是北京一景」。有人推测，这是现代的「都市热岛效应」，乌鸦们发自本能，找暖和地儿睡觉。但此事古已有之，起码《清稗类钞》里也写道：「太庙多鸦，每晨出城求食，薄暮始返，结阵如云，不下千万，都人呼为寒鸦。民间学塾，往往视为散学之侯。」或许，比起荒郊野外，哪怕在清代的北京城，乌鸦们也能够感受到些许温情和慰藉。
不过，「乌鸦进城」，几乎是全球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现象甚或问题。东京便是一例。成群的大嘴乌鸦将垃圾袋撕破觅食，秽物抛洒一地，影响卫生。在石原慎太郎主政期间，东京成立了「乌鸦问题应对策略项目小组」（カラス対策プロジェクトチーム），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在公园设置陷阱捕捉，在繁殖季节清除巢穴，并在垃圾桶上方安装网罩，推广带盖的垃圾收集设施。到 2020 年，东京市内大嘴乌鸦的数量较 2001 年减少了约 70%。
然而，这一成效的背后，也隐含着有趣的变化。尽管都心的大嘴乌鸦数量减少，但在首都圈的卫星城市埼玉，过去几乎没有在关东地区出现过的秃鼻乌鸦，却呈现出数量激增的趋势。过去的乌鸦种群结构已经悄然改变。秃鼻乌鸦的崛起，似乎象征着一种新的生态格局，正在乌鸦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中形成。
说起日本的鸦，便绕不开摄影家深濑昌久。 1976 年的春天，他离开正在崩裂的婚姻，向北而行，回到故乡北海道。旅途中，他开始拍摄乌鸦——那些在港口、雪地与电线之间反复出现的黑影。渐渐地，他意识到，镜头不再只是指向它们。
他后来写道：「我自己也变成了乌鸦。」
1986 年，《鸦》出版。这本摄影集不像一本关于鸟的书，更像一场持续的阴郁天气。一张照片里，一只乌鸦从画面上方斜掠而过，没有地面，没有树，甚至远近的尺度都是模糊的。天空被压成一种沉重的灰色，那只鸟如同空气里一个黑色的裂口。2010 年，《英国摄影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将《鸦》评论为 25 年来最优秀的摄影集，
深濑的相机似乎并不属于一个站立的人，更像是某种正在飞行中的视线。观看者很难确定自己身在何处——是在看乌鸦，眼睛不由自主地跟随它们移动，还是与它们一同坠入风中。
这不是简单的情感投射，而是真正换上了乌鸦的眼睛：深濑镜头里的乌鸦，以一身玄色，成了穿梭在人世与荒野之间的灵视者，替他看见风景背后的荒芜与温热，也照见自己心底最暗、也最真的部分。
1992 年 6 月 20 日，深濑酒后跌倒，头部受到重创，从此失去语言与记忆。在漫长的二十年看护岁月开始之前，他的摄影包里还装着十余卷未冲洗的底片。他最爱的 Nikon F3 的计数窗停在第 30 格——那是他刚从北海道带回来的，是他此生最后一帧影像。
照片是一方雾中的小渔村。渔船的桅杆和电线杆，在寂寥的落日里，沉默地指向苍茫天际，杆顶立着几只乌鸦。这是他少有的竖幅构图，与《鸦》集末那幅直幅作品遥遥相应——萧瑟里，藏着一句说不尽的低语。
说到底，「变成乌鸦」，本就是一场萨满式的穿越。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的眼睛也常常借助乌鸦巡视天地。真正的「鸟瞰」，究竟是何种滋味？
在滇西北旅行时，我曾不止一次目睹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飞舞成柱。那一刻，山谷仿佛被重新定义：地面变得遥远而次要，真正的路径存在于空气之中，黑色的大鸟们顺着看不见的热气流上升、滑翔，羽毛熠熠生光。我也幻想过成为它们的一份子，被高原透明的阳光和风托举着盘旋，让世界在一瞬间变得陌生而辽阔。
那次旅行有个小遗憾，没看到渡鸦（Corvus corax）。《埤雅》里说，「乌又为叹词者，雀见虎则鸣，乌见异则噪，故以为乌霍。乌霍，叹所异也。」——这个「乌霍」，说不定是现在流行的叹词「哦吼」的来源——本来我打算，碰见渡鸦这雀形目里体型最大的鸟，怎么也要「乌霍」一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