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用鸟骗回去

朋友发来张照片，模糊得像是从梦中抓出来的一瞬间，显是手工「放大」，插值计算处理后的结果，但仍然足够辨认。我回了两个字：「喜鹊。」

观鸟后，常承蒙人看得起，发图片来问。大多是戴胜、灰喜鹊，偶有白鹇，喜鹊倒是第一次。关掉页面，脑海中那段后台程序还在默默运行，刷完牙，忽然觉得不对，又打开照片，然后问：「你在哪儿？」答曰英国。

这就对了。照片里那只鸟，明暗分明的身体上，翅膀闪着一点深绿的结构色，更像是欧亚喜鹊（Pica pica），而不是更泛蓝的喜鹊（Pica serica）。他说：「这么普通的啊，我还以为是稀罕玩意儿。」

竟还嫌弃，简直没道理。但话说回来，我在观鸟之前，也没见过喜鹊——必然是被我视而不见了——它是如此平常，甚至被当成一个关于颜色的形容词。鹊鸲、鹊色鹂，都是用「鹊」描述「黑白相间」这一特征。而且它似乎是唯一用人类词汇作定语的鸟：带来喜事的鹊。黄鹂、夜鹭、麻雀、仙鹟、啄花鸟，前面都是在形容外观或行为特征。唯独喜鹊，它的名字是功能性的，像是个电子产品，吸尘器吹风机之类。

但「喜」从何来呢？翻看历史就会发现，其实最初，被视为祥瑞的鸟是乌鸦。然而在某个时刻，乌鸦和喜鹊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乌鸦的地位迅速下滑，逐渐被视为不吉利的符号，曾承载的智慧与伦理的光辉开始褪去，转而被赋予了厄运和阴霾的色彩。而与之相对的，「鹊」开始真正变成了「喜鹊」——一个有关喜庆与好运的象征。

关于乌鸦不祥的说法，最早似乎来自晚唐时期，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乌鸣地上无好音」。很巧，最早关于喜鹊吉利的说法，也是出现在《酉阳杂俎》里，说唐代宗时，有两只喜鹊口衔土木，将乾陵上仙观天尊殿中隙坏处逐一修补完好，「宰臣上表贺」。

我妄自揣测——那个「乌鹊反转」的节点，是安史之乱。换句话说，我们管这种鸟叫「喜」鹊，尽可以归到安禄山和史思明头上。

755 至 763 年间，叛军攻占了长安和洛阳，唐朝中央政权被迫南迁至成都和其他相对安全的地区。尽管乱后李氏重新控制了长安，但由于北方社会经历长时间的战乱和经济的衰退，地理上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南方的地位日益重要。江南地区尤其成为了财政支撑的关键，逐渐取代北方，成为经济核心。

当然，在这之前，东晋曾经有过著名的「衣冠南渡」，但安史之乱带来的南移影响更加深远，改变了唐朝后期的国家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重心南移的长期趋势。在随后的宋代、元代甚至明清时期，都能看到南方的重要性逐步上升，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方人的话语权自然也得到了提升。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便有「南人喜鹊恶鸦，北人反之」（《康熙字典》引《广雅》）的说法。而唐后的宋代文献里，「北人喜鸦声而恶鹊声，南人喜鹊声而恶鸦声」（《墨客挥犀》）和「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反是」（《容斋随笔》）之类说法出现得愈发频繁，似乎当时的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随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崛起和文化主导地位的形成，「喜鹊恶鸦」的偏好，也就进入并成为主流观念，喜鹊的吉祥象征被强化，而乌鸦则与北方的日渐倾颓联系了起来，连牛郎织女相会的搭桥材料，也从乌鸦演变成了喜鹊。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乌也好，鹊也罢，为什么无论古今，我们总要请一只鸟来预告快乐的降临？或许，对于我们这些生于世间、时常自问自疑的存在者，快乐不是一个自然的、毫不费力的状态。它不像阳光照耀在一片草地上那样无声无息地到来。它不是那种可以轻易把握的东西，而是一种需要着力承受的情绪。没有准备，我们会手足无措，甚至在心底里暗暗质疑自己是否够格。

所以我们便习惯了来自一只鸟的召唤，它预示和提醒我们：快乐就要来了。这预报本身，便是我们对快乐的先期体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足够令人满足。我们喜欢这份期盼，喜欢知道难以捉摸的愉悦即将降临，像是来自命运的善意。它不只是快乐的前兆和训练，它本身也构成快乐的一部分，不仅是对未来的期待，更像是一种关于美好可能性的确认。我们当然渴望快乐的到来，但或许，我们更渴望的是那种由鸟的现身，或别的什么轻微迹象所带来的安心感，知道好事将至，知道自己能够去迎接它，让它沉甸甸地落地。

这让我想到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

去年年初，我在北京出差，顺道邀请大壹和霹雳一道去颐和园观鸟。昆明湖尚未解冻，泛着铅灰，满天萧瑟，但就在这冷寂背景下，两只喜鹊已挑拣细枝，开始在树上动工了，黑蓝白的羽毛显得带着脆生的边缘，每一次展翅，都卷起逼人的寒意。我把围巾堆在下巴，抬头看着，想起《酉阳杂俎》里讲过，鹊巢中都有一根「梁」，而目睹喜鹊做巢过程中上梁那刻的人，日后一定富贵：宰相崔圆的妻子未出阁时，就在家里见过喜鹊上梁，这位少女后来嫁入位极人臣之家。

于是我在朔风里苦等许久。没见它们「共衔一木，如笔管长尺余」的上梁仪式，倒是看到一只喜鹊负责找材料，飞到枝头，交接，然后旁观另一只衔过细枝，认真在半成型的巢里捯饬半天，结果，枝条掉了下来。我垂下头，树底散落着一堆类似的细枝，大概都是从枯树上搜寻来的，带着冬季特有的粗糙和僵硬，安静地躺在结霜的枯黄草坪上，隐隐透出尴尬。显然这失败不止一次。

忽然，这两只喜鹊对着彼此大叫，声音急促又激烈，甚至能看到一团团小白气从它们嘴里冒出。我似乎听出了对不顺利局面的不满和沮丧，忍不住觉得它们是在为了搭不好巢而互相指责，「都怪你！都怪你！」，忍俊不禁——哪里是富贵使者，更像一对手忙脚乱的俗世夫妻在家居装修里打转。

喜鹊的巢醒目且常见，像个树枝搭成的大圆球，它们有时会在去年或别人的基础上搭建，于是便形成如同糖葫芦般的复式结构。在青浦乡间，我遇到过一个台风刮落的旧巢，露出层次分明的内在：那些乱糟糟的枝条交织成表面上的混乱，形成整个巢的框架和屋顶。接着是泥土铺成的一个碗状底座，里面装着羽毛、草根与树叶交织的柔软材料，在侧面有一大一小两个开口。

这开口里，可大有乾坤。《本草纲目》里说，喜鹊「季冬始巢，开户背太岁向太乙。」前一句和我的观察相符，而所谓「太岁」，在古代天文学中，并非一个真正存在，而是与岁星——即木星——相对、且与之逆行的星辰。每一年，太岁的方位都会发生变化，代表着天地间的时运与气场。而喜鹊似乎能感知到太岁的方向，并在每年按需调整它们巢的开口，背对着那颗被古人赋予神秘色彩的星辰。

真的么？

1990年，上海纺织第二医院的庞秉璋和江苏江都县丁沟中学的晏安厚，在《动物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们在 1963 年（癸卯年，太岁在东）和 1979 年（已未年，太岁在西南）对六个鹊巢的观察。在这六个巢的 12 个开口里，五个正背太岁，七个偏背太岁，没有一个开口正对当年的太岁方向。

——也许喜鹊真是有点什么神奇的本事傍身的。

小时候，我总对「讨彩头」不屑一顾，甚至故意捣蛋，对于「报喜鸟」的说法，更觉得像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就用鸟骗回去」般的自欺欺人，像是投机取巧，或者有种不肯服膺现实的愚昧。大人讲的故事，我也认为只是巧合的拼凑，否定之余，甚至还有些独醒的快意。

然而，随着年岁增长，许多曾经被我轻视的事物开始变得模糊而深邃。飞向天际的喜鹊，像是米开朗基罗天顶画《创造亚当》（The Creation of Adam）里亚当指尖的延伸，仿佛是人与天地之间未解的连接。它们是一种空泛的共识，无法被解释或推翻，不像答案那样直接，也不需要在理性与逻辑的框架内找到位置。经历过湖水太深，长篙也无法触底的时刻，那些指认即形变、不可言说之处，便化身所有未知与偶然中最迷人的所在——像是一种隐秘的最后支撑，也是我们心底最宁静的接受和渴望：好事终将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