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鲣鸟一样扎入回忆

“The cure for anything is salt water: sweat, tears or the sea.”

― Isak Dinesen, Seven Gothic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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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涛之上，天空开始震动，涡轮螺旋桨发动机的隆隆轰鸣由远及近。抬头仰视，是一架 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它标志性的磁异探测器从机尾向后刺出，像一根嗅探潜艇造成的磁场扰动的尾针，又如长尾贼鸥那对显眼的中央尾羽。

在我们两艘船上方几百米的低空，这银灰的身影呼啸而过，侦查的意图和对象显而易见。逆光里，机身后侧喷涂的圆形太阳标志，是干涸血迹般的深朱色。有人用长焦镜头捕捉到了它驾驶舱下方的序号「80」，以及「海上自卫队」五个字。

早几日，我的手机便已收到「您已进入军事管理区域」的短信提醒。而就在那前一天，中国海警也通过无线电通知我们，不可继续往南航行。直到一周后，我才从新闻里明白了可能的原因——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海空火等兵力位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

在 eBird 上，我们当时所处的海域属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距离钓鱼岛群岛 30 海里。

这是整个西太平洋最敏感的区域之一。

但是——我们，只是来看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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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户座」飞过前，我正站在二层甲板，举着望远镜，追踪一只褐鲣鸟（Sula leucogaster）。

现代英语里，「鲣鸟」对应的单词有 booby 和 gannet 两个。若认真区分，前者包含鲣鸟属（Sula）和粉嘴鲣鸟属（Papasula）的七位成员；后者则指的是北鲣鸟属（Morus）的三种温带海鸟。两词各守一方海域，却又在同一个名字下滑翔、俯冲、沉入浪中。

褐鲣鸟的英文名是 Brown Booby。这是一种融合了古怪与喜剧感的生物，让人想到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电影里的黑色幽默。我总觉得它像一只穿着潜水服和抹胸裙的长臂猿，一边在海上飞行，一边听着「感恩而死」乐队的老歌。无论是巧克力色的头颈背，还是炼乳般的腹部，它的体羽看上去都有着林中兽类皮毛般厚实的质感。

而若你找到一个正对它的视角，便会见到那张出奇的面孔——你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照片，那活脱像是宫崎骏《千与千寻》（千と千尋の神隠し）里的无脸男（カオナシ）和汤婆婆（ゆばーば）的合体再戴上欧洲中世纪的医生鸟嘴面具，只是神情更稚拙，在诡异中透着一丝天真——许多影评人就是这样评价大卫·林奇的《蓝丝绒》（Blue Velvet）的。

目镜视野里，这只褐鲣鸟舒缓而专注地拍打双翅，低头垂喙，凝神俯察下方波光潋滟的海面。从侧面望去，它像一个横置的阿拉伯数字「7」，在 20 米左右的高度匀速前进，

然后，它消失了。

或许是海风里的盐分作祟，或许是某个浪头倏地投来一束光，我应该是眨了眨眼。下一刻，目镜里就只余一片锃亮水面和茫茫铺展的天空。我疑心看漏，又仔细搜索，但那只鸟就像是一滴雨水，无声无痕地渗入海和天的褶皱里。

我脑海里闪过 WWF 香港分会网站上一篇旧文的标题：《消失的塘鹅》——当然那篇文章是关于卷羽鹈鹕的，但「塘鹅」这个词，在许多中文语境里也指代鲣鸟。

在众鸟之中，恐怕没有哪一类比海鸟拥有更纷繁的名字。它们的分布如此广阔，足以让海风和洋流连接的各种文明，从一处海岬到另一处海岬，从殖民地港口到群岛再到峡湾，由不同方向将名字投射到同一种鸟身上。

而语言总是透露着我们对待某物的态度：是尊重它、误解它，还是在权力关系中给它命名。英国鸟类学家布莱恩·尼尔森（Bryan Nelson）在 1978 年的经典之作《鲣鸟》（The Gannet）中，便将这件事看得极重。他特意在开篇设了简短的章节，只谈「名称」。

关于「gannet」的来源，里面提到：

尼尔森是英国人，他的研究对象是北大西洋上的北鲣鸟（Morus bassanus），羽毛雪白，洁净端正。在我们这趟航程中所遇的鲣鸟里，最接近这种气质的，大概要数蓝脸鲣鸟（Sula dactylatra）——这是一种 booby，且是所有 booby 里体型最大者，翼展可达 1.5 米。

「booby」一词，普遍认为是源自西班牙语 el bobo，意即「小丑」或「傻瓜」。而在许多语言中，比如法语、丹麦语、德语和古希腊语，鲣鸟的名字也带有类似的嘲弄意味。

（Fou Tacheté、Tossefugl、Basstölpel 与 μωρο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这种共通背后，是相似的经验。繁殖季的鲣鸟，为了守护巢中幼雏，会不惜一切地留守，甚至直面步步逼近的人类。在猎人眼中，它近乎于自寻死路；对于词典编纂者来说，它成了一则寓言：一种固执而愚钝的生物，不懂审时度势，所以被赋予了「傻瓜」的名号，并以此传为笑谈。

当然，也不是所有名字都很糟。在英伦三岛，北鲣鸟主要繁殖于苏格兰海岸。苏格兰人管这种鸟叫「索兰鹅」（solan goose）。这个名称历史悠久，并且衍生出十几个变体。在这凌乱羽毛般的语言迷宫里，尼尔森又引用了更早的资料，认为 solan 来自于 sou’l-er，与盖尔语中的「suil」（意为「眼睛」）或「suileach」（意为「目光犀利」）相关，指的是鲣鸟敏锐的视力——在海边的人们，早早地注意到了这点。

一日，临近中午，一只雌性褐鲣鸟低掠过船顶，翼尖几乎擦过灯杆。我立在甲板上，甚至能用肉眼看到它嫩黄湿润的蹼足折在身后，如同一叠褪色的褐藻，还有那浅蓝色的虹膜，像清晨的天空残留在眼里。

其实，若近距离观察便不难发现，和许多鸟不同，鲣鸟的两眼皆正向前方。也因为这样，它们能通过双目视差精准判断距离——这种生理结构意味着专注凝视，多数猛禽和人类亦是如此。那只褐鲣鸟仿佛正努力辨认我们是谁，随即又振翅远去，归于风与海之间。

在不列颠最西南的尽头，一条陆地探身入海。这片半岛是古凯尔特人后裔康沃尔人的聚居地，康沃尔郡。尼尔森提及，康沃尔语中，「saithor」指代一类击水如矛的鸟。过去的推测相信，这个词指的是鸬鹚或鸥类。可显然，给出这个解释的人并未真正见识过鲣鸟。

「Saithor」源于康沃尔语「seth」，意为「箭」，而「sethor」则意为「弓箭手」——「e」和「ai」的元音交换，在凯尔特语族中并不罕见。在一份现藏于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的手抄词汇表里，有学者找到了「saithor」指代鲣鸟的证据。

而这个词，就是「塘鹅」消失的答案。

船艉方向，一只蓝脸鲣鸟正在翱翔。它有节奏地鼓动翅膀，直到飞进了太阳的炽白里。目镜视野瞬间被光填满。我心中一紧，害怕它会就此失去踪迹。好在它又翩然穿出，如从虚幻里返回现实。在它下方，风和浪正在进行一场永无止息的循环：风推着浪涌至高点，浪头在空中爆裂，那白色碎沫编入空气的流动中，被风消化成自身的一部分，

忽然，我意识到，这只蓝脸鲣鸟正在化身为「saithor」。

没有任何预兆，它在空中自转 90 度——由侧面变为腹面朝我，双翼弯曲宛如一张斯基泰弓，飞羽漆黑，体色雪白，与此同时向下转弯 90 度，向海面急剧冲坠而去。

我的眼睛追不上它的动作。好在鸟友孙科的高速连拍快门声，适时地在耳边急促响起。

所有一切，在半秒钟内开始、结束。它的下坠似乎并非单纯是重力所致，而仿佛确实存在一根空气凝成的弓弦，衔接在风与水之间，于它身后如满月般张开，在刹那间释放全部势能，射出那不回头的一箭。

很难想象一只鸟能摆出这样的姿势。孙科的照片里，它头颈笔直，将修长双翼向后拉至极限，在濒水之际，整只鸟的前半是一枚梭镖枪头，后半则是翅膀夹成的一个极狭的「V」形，状如箭羽。

那一刻，它放弃了飞翔，而是用全身之力穿破空间，直线刺向某个我看不见的点。那一刻，主语与动词合为一体，它完成且变成了「俯冲」这件事本身。

碎波掩盖了它溅起的浪花，海风吹散了它击水的声音。它是三百米外静默的一滴雨，隐入灰蓝海面。但我可以想象，它带着破空之声，以超过每小时 140 公里的速度穿进浪涛，眼球与大脑被吸收冲击的气囊组织包裹，鼻孔在演化中愈合以杜绝进水。它潜入浪下，身后带着大股雪白泡沫，如同跟踪导弹的尾迹。它用尖喙咬住猎物，浮出水面，仰头整只吞落。海面豁然撕裂的那个小口冒着泡沫，仿佛还在慢慢愈合。

许多作者爱用「决绝」形容鲣鸟的俯冲身姿。我曾刻意回避这种修辞——把人的情绪直接涂抹在鸟身上，像是往水面洒上油彩，太轻也太浅。拟人化是一种便利，一种文化滤镜，也是一种误读的诱惑。然而此刻我感同身受。我们也许只能依赖误读来维系对世界的理解，必须努力找一个词汇，去盛放那些超出感受和共情能力的真实，哪怕只是暂时的。

说到词汇——有个明显不过却容易视而不见的问题：中文里，鲣鸟为何叫「鲣」鸟？鲣鸟和鲣鱼，长相不似，也并非在食物链上紧挨着。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是我们来到这东海尽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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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隐形的大河。

它是如此宏伟：宽度超过一百公里，深度超过七百米，长度更是超过一万公里。我总喜欢把它想象成某种生物，似乎这样它就会变得轻盈可爱，而且容易亲近一些：

1.5 亿公里之外，不断进行着氢核聚变，向宇宙辐射热量的太阳，是它的母亲。赤道以北的东南亚海域，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高的「珊瑚大三角」（Coral Triangle）是它的诞生地。

它天生向北。途径棉兰老岛时，它获得了名字，再自吕宋岛东南一路北上，像细胞分裂般在鹅銮鼻一分为二，然后贴着台湾岛东岸外海潜行。

它会沿着冲绳海槽——太平洋板块在此俯冲到亚欧板块之下，导致地壳断裂并形成两千米深的海底峡谷——逐一拜访琉球群岛，最后在本州的房总半岛向东拐弯、旋转、延伸，最终隐没于北太平洋深处。

这就是黑潮，或曰日本暖流——或者，在明清册封使乘坐「封舟」往来琉球的记录中，它是险恶的「黑水沟」、「弱水」和「万水朝东」。再或者，在一些更古老、带着些许神话色彩的语境里，也被叫做「落漈」或「尾闾」，也就是「急流跌落的海域」和 「众水所归之处」。

这是世界第二大洋流。因为来自热带，它的全年水温大致维持在 24 至 26 摄氏度之间，冬天最冷也少有低于 18 度，夏日则能攀升至 30 度。它影响了区域气候，也影响了人类的聚居与命名方式。例如恒春——台湾岛南端那个被山与海包围的小城，便是受黑潮所馈，四时温润，因此得名。

黑潮携带了丰富的营养盐，滋养了浮游生物，又吸引了以此为食的其他生灵和食物链更上层的洄游鱼群——比如我一路上见过多次的、披着晶莹波光滑翔于水面的飞鱼，当然也吸引了我们的目标——繁殖季捕食育雏的海鸟。从华东沿海出发，距离黑潮最近的几个渔区，便是我们的目标。

我读过许多寄情于黑潮的文字，得知有机会拜访它时，便起心动念，想亲身感受它的体温，还自作主张地带了泳裤。但上了船才发现，和我的想象不同，船上并没有方便入水的舷梯。要进入海里，我只能翻过船舷跳下水去，至于返回，大概就要麻烦鸟友们抛下救生圈和绳索了，这未免有点夸张。于是，我用抄网兜了一个空瓶子，浸入海里，灌了半瓶海水上来。

把水缓缓倒在手心，心底有一根弦被拨了一下——就算只是在黑潮边缘如此间接的接触，但，它真的是温暖的。

我不想下水的另一个原因，是恐惧。

黑潮之所以得名，便是因为它的颜色。这片水体并不混浊，相反，在黑潮发端的热带洋面上，陆地河流带入的悬浮物的缺失，让它极其透明。不同波长的光线被水逐渐吞没，唯有最深的蓝色残留下来。阳光下，它近似黑色，像没有写字之前的蓝墨水。

光想像身处水中，如同浮于清澈太虚，那种空洞无凭，脚下是漆黑深海，不知会冒出什么的感觉，便令我脊背发寒，某天夜里甚至还迷迷糊糊做了场相关的噩梦，想起了幼时溺水的场景。

我的祖籍是丰惠。受益于曹娥江堤坝和运河疏浚，这座江南小镇百业兴旺，从唐长庆二年（822）到 1954 年都是上虞的县城。祖辈的老屋不算小，堂前有晒地，也有一方鸭子嬉水的池塘。大约四五岁时，草木葱茏的夏天，我在池边用淘箩捞小鱼，失足入水。

据当时在旁洗菜的二伯讲（他真的讲了很多次），他听见响动，转头见我只剩一支胳膊探出池面，连忙一把拎起，拉扯上岸。

而关于此事，我只能回想起一幕：四周晦冥沉沉，唯上方闪着圆圆的白光，渐渐远去。我害怕极了，竭力抬头伸手去够，想哭喊却无法出声。

我几乎完全遗忘了这幅场景。直到凝视幽蓝深渊，怯意横生之时，我才发现，它还清楚地刻印在记忆里，就像扭伤后复原的脚踝，平日无事，但若以特定角度按压某个极深的点，还是会隐隐发痛，永远无法真正痊愈如初。

不过，有太多的人要比我勇敢得多。兰屿达悟族的口传历史，便自述其先民数千年前借助黑潮，从菲律宾巴丹群岛顺流北上，抵达 200 公里外的兰屿。而到了 21 世纪，五名海洋考古学家划着复刻的史前独木舟，从台东出发，仅靠双手与星辰，向东航行 46 小时，成功渡过黑潮，到了日本与那国岛，用肉身再现了人类如何与这股洋流交会、抗衡、合作，进行一次次的冒险。

当然，黑潮不仅与人类有关。每年春天，也就是我们此行所处的时节，鲣鱼会从赤道一带沿黑潮循流而上，经过台湾东部外海。此时的鲣鱼被称为「初鲣」，脂肪较少，入口爽利。

这是一种约莫成人手臂长的鱼，是鲭鱼和金枪鱼的近亲，体型敦实得像一枚银色炮弹，肌肉犹如石榴石般深红，风味浓郁而清隽。而若将鲣鱼鱼柳熏制、干燥并通过霉菌发酵，则会成为日本料理的重要调味品：「鲣节」（かつおぶし）。

美食家唐鲁孙曾有段描述，相当生动：

1895 年甲午战争后，日本殖民台湾，并将当地的黑潮渔场纳入水产资源版图。鲣鱼，这种宫本延人的人类学记录笔下台湾原住民的食用对象，逐渐成为「兴策拓海」的关键，在殖民地渔业中扮演起经济物种的重要角色。

日治初期，殖民者带来了「鲣竿钓」和延绳钓渔法，并在台东新港办了许多鲣节加工厂。他们不仅输出技术，更输出制度和市场，建立起了涵盖钓捕、加工与贸易的整套产业——但你可以想见，这全副机制始终都掌握在殖民当局与日本移民手中。日俄战争期间，鲣节作为兵粮被大量运到前线，供不应求，价格飙涨，相关产业大发其财，但台湾本地渔民则长期被排除在主要利益链外。

在当时的殖民地报道中，常可见对新港鲣节的歌颂之词，却极少有人书写台湾劳工的身影与命运。渔业，原本是一种与自然共生的收成方式，在殖民体制下也转化成了剥削与压迫的延伸——就这样，黑潮带来鲣鱼，也带来了权力关系，以及语言。

中文「鲣鸟」其实来自日文「カツオドリ」。「カツオ」为「鲣」，「ドリ」就是「鸟」。在此之前，中国人如何称呼鲣鸟？我只在康熙年间的《凤山县志》里找到两条可能的线索：

以及，

参考其他文明对鲣鸟的命名逻辑，我想，也许更有可能是后者。

那么日人为何以「鲣」命名一种鸟？因为，倘若海上有鲣鸟翔集，往往意味着下方有大批鲣鱼正在行猎。当鲣鱼将小鱼从深水赶至海面时，视力卓绝的鲣鸟们便啸聚而至，在空中盘旋，寻找机会。这让它们无意中成了海上的传信者，在浩瀚水域上标记鱼群的所在——针对表层鱼类，便是最先进的声纳雷达，可能也不如鲣鸟来得管用。

鸟的现身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生物行为，而是环境动态的折射。正如在谈论一只沿黑潮振翅的海鸟时，我们无法不触及这条洋流所牵动的所有东西。年复一年，黑潮搬运着热量与物质，鱼群与渔船，也一并携带词汇、神话、生计，乃至一代代人的记忆。海面看似一无所有，其实和陆地一样，持续不断地密织着无数历史脉络。

而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2025 年 3 月 20 日，我在观鸟笔记里写：

鸟友们拍到了相当清晰的图像。照片里的鸟和蓝脸鲣鸟很像，但却有着橙黄色的喙，靠近喙基处变为赭黄，而非蓝脸鲣鸟的亮黄或黄绿，中央尾羽是白色，不是蓝脸鲣鸟的黑，完全符合橙嘴鲣鸟（Sula granti）——一种属于东太平洋热带海域的生物，繁殖于南美洲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和马尔佩洛岛——的识别特征。

发现它的地点，是赤尾屿以北约 30 海里处。这是中国的鸟类物种新记录。它何以会出现在这太平洋的另一端？答案也许永远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中午之后，「中国有多少种鸟」的数字，就要再加上一。

这就是观鸟人参与历史的方式。那天，在黑潮边缘，有两船人，因为一只鸟而兴奋得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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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遵守渔政部门的规程，我们都考了船员证，并且以两船编队而行——我所搭乘的是「蓝鲸 9 号」，另一艘为「鸿龙 8 号」。航行中，我们便以「9 号船」、「8 号船」互称。

这是两艘 30 多米长的远洋海钓船，构造坚实，白色船身上恰到好处地带着些有历练感的锈迹。顶层甲板上灯杆高耸，还有四座套在圆形保护罩里的卫星通信天线和古野（Furuno）雷达传感器。最下层则是可容 300 桶零号柴油的油箱和 70 吨淡水的储存舱、轰鸣的轮机室与供船员休憩的通铺。中段两层分布着驾驶舱、厨房、餐厅和我们的舱室——每一格空间都紧凑而实用，被精心嵌入这块漂浮钢铁之中。

和我住同舱的是鸟友钱程。他戴着黑框眼镜，总是笑眯乐呵的，脸上带着些孩童般的圆润与干净，皮肤白得不像常年混迹野外的样子，笔记本电脑上满是各种鸟类贴纸——猛禽、林鸟、海鸟，像是某种履历。他的年纪比我略轻，却已在鸟道上行走二十多年，是相当厉害的观鸟人。钱程与另一艘船上的严志文是焦不离孟——据说，若有人在浙江省记录的鸟种最多，那多半是他们其中之一。这次出海观鸟的旅程，便是由他二人筹划发起。

观鸟向来小众，而乘船出海去观鸟，则更是小众中的支流，只有极少数人涉足其间，是地图上尚未完全绘就的神秘边缘，是观鸟活动皇冠上的明珠。常为《奥杜邦》杂志供稿的美国自然作家尼古拉斯·隆德（Nicholas Lund）写过他对出海观鸟的热衷：

我深以为然。但这样的旅程代价不菲，耗时冗长，且几乎总伴随着种种不适。晕浪是最直观的考验，其次便是空间的局促。

船上的舱室很小，一盏白色吸顶灯，最基础的密度板家具，窗外便是舷侧走廊，拉开窗帘便能看到大海在钢板边缘闪耀。我住的高低铺三人间，实际只住两人。余出的那张床，被我们掀掉床垫，用来放置旅行箱，这才多少腾出些落足之处。

床恰容一人躺下，翻身都需小心。我睡在上铺，每晚关灯后，总会与对面下铺的钱程聊上一会儿，简直像是学生时代那些低声的、半梦半醒之间的深夜卧谈，漂浮在黑暗与波涛的摇晃之间。

我们讲了各自的观鸟经历，谈起最初被鸟吸引的故事。我随着钱程回到那个懵懂时刻——他目睹一只苍鹭飞过，被那种穿越生活表层、从天而降的优雅和巨大同时压倒，从此与鸟结缘。他说自己自小喜爱动物，小学时，父母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他去动物园。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起了我的孩子。

他五个多月大的眼睛里装着整个世界的轮廓，正在一点点往里面填充自己的颜色。这孩子将来会被什么吸引呢？在钱程成长的上世纪 90 年代，肯为考试之外的「兴趣活动」如此投入的家长，实在不多。我没有问钱程，他的父母是否亦像他一样热衷于自然，如若不然，那么她/他们确实为孩子付出了很多——多到我没有信心能做到同样的程度，因为那意味着无数次把自己往后放，意味着用漫长的时间，为另一个人一点点铺开一个新世界的入口。

得知这次出海观鸟的机会，是在一个午后。我正抱着孩子，边拍边摇着他哄睡。拉严的窗帘边缘漏进一丝阳光，仿佛是一道通往外面世界的裂缝。半小时后，孩子终于熟睡到可以放下。我轻轻走出房间，对 HCC 提起此事——一趟超过一周的远洋旅程，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自发组织，航线经过黑潮边缘，目标鸟种几乎全是我未曾见过的，机会难得。但我一边说着，一边也知道，这些话说出口之后，空气的重量便不一样了。

「我希望你不要去。」她沉默一会儿，终究开口。

听到这句话，我反而感到轻微的释然。这是意料之内的反对。

孩子正在长牙，已经开始尝试辅食，最近也终于有会翻身的迹象。他的每一项进展都令人惊喜，但也意味着新的照料方式。围绕孩子的琐事如潮水般持续涌来，不分昼夜地消耗着人的体力与专注。就算我们默契分工，到了一日将尽，也往往是两人都沉默地疲惫着。老舍写过类似情况，他的形容幽默而残酷：「我已没有人味」。

这些我都知道。那我还能说什么呢？做父母意味着削减一部分的自己，意味着重构生活的坐标。我以为我听到「brace for impact」，做好了防冲击姿势，但其实并没有。对于这次出海，我怀着强烈的渴望，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它的后果，与此同时，又对自己居然有这份渴望而感到深深自责。

我不想逃避，但难以言说的焦虑在胸中不断翻腾。我好像正在变成一个逐渐被磨平，面目模糊，连自己都认不出的父亲。而这趟旅程，那些未曾谋面的海鸟，仿佛是一种提醒：我心里那个想要去看见、去记录、去远方探索的自己还活着，还能呐喊出声音。

但我无法开口向 HCC 要求，要她独自面对那些甜蜜却沉重的负担——虽然有我的父母分担不少，但剩下的，仍需要用意志和耐性去咬牙完成。更何况这趟旅程并不便宜，而孩子的成长正带来更多开销。

她沉默时，我以为一切都结束了。然而当天晚上， HCC 在睡前拉住我——这段时间我们仿佛生活在不同时区。她早睡，为了迎战黎明时分孩子的哭声、打挺与新一轮的各种需要；而我负责夜班，要等到凌晨那顿奶喂完，把奶瓶洗净才能合眼。晚上若有夜哭还要起来安抚，睡眠被搅得支离破碎。

她抿了抿嘴，认真地说，「下午有点突然。但我又好好想了想，你还是去吧。我会搞定的。」

我望着她，惭愧，欲言又止。她拍拍我的肩，补了一句：「你回来再补起吧。」

我想起去年和她，与几位朋友同行，在深圳大亚湾寻找迁徙过境的贼鸥，但一无所获。为了尽可能搜索更广范围，船速很快。船头不断被浪托起再重重砸下，水面像是层层碎裂的玻璃，溅起来扑到我们脸上。我请船家开慢点，可依然颠簸得厉害。那时她已有四五个月的身孕，尚未向其他人公布。我担心极了，但她紧闭双眼，十指交叉放在腹部。我悄悄问她，她说，没事的。

她说，「其实我反对的原因你肯定也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反过来，是我来跟你提，你肯定会让我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应该阻止你。」

她顿了顿，像是想起了什么，又问，「这次，应该能看到贼鸥了吧？」

这次看到了。

在离港启程的第一天下午，我就看到了长尾贼鸥（Stercorarius longicaudus）远远飞过。渔山岛附近，一艘温岭的拖网船正在起网，十几廿只黑尾鸥和西伯利亚银鸥在船后纷飞。两只深棕色的中贼鸥（Stercorarius pomarinus），虽然体型小一圈，但在灰白的群鸥中十分显眼。其中一只尾羽末端膨大，像是一滴即将落到纸面的油墨——这是中贼鸥典型的繁殖羽。

贼鸥的主要觅食方式是骚扰、追打体型更小的其他海鸟，例如燕鸥和海雀，逼迫它们吐出食物。鸟类学家称之为「盗食寄生」（kleptoparasitism）。

但贼鸥们也全是机会主义者，若有现成美味，倒也乐得不必多费周折。我看到一只中贼鸥不动声色地在鸥群边缘盘旋，似乎无意，却又始终在场。忽然，它加速冲入，喙尖在水面轻轻一抹，叼起一条漂浮的石首鱼，没有停顿，几拍翅膀后便离开了那片正在起网的水域，似乎知道下一秒便有别的觊觎者赶来。

果然，一只黑尾鸥从侧翼斜切而至，仿佛是不甘输掉赌局的人，仍要追回已掷出的筹码，好像它也看见了那条鱼，只是错过了最佳时机。它低飞、转身、折返，在空中抽打出不规则的弧线，逼近中贼鸥，似乎是在怀着恼怒，追认它曾拥有过的可能。

平常的强盗这回成了施暴的对象。两只鸟频频互掠而过，翅尖几乎擦燃海风。中贼鸥比黑尾鸥灵活得多，纠缠几圈之后，它猛地抽身而起——在黑尾鸥的角度去看，它应该是飞进了太阳里，这是个视觉盲区——接着立刻像鲣鸟般转体而下，又在撞进浪花前急展双翅，贴着海面远去。那滴油墨终于落在海的行文末尾，凝成一个句号。

我转过头，四下想找人说话，却没人能完全懂我心里那点激动。那是我立刻想起 HCC 的时刻。她若在，会看得比我更细，记得比我更清楚。

出发前夜，我给 HCC 打了个电话。那是这段时间我们最后一次通话。船离港后，大概为了节省卫星通信的流量，微信语音被屏蔽了，只能发消息和图片。我在电话背景里听到孩子的啼哭。她一边哄一边应我，语气里带着倦意和平静。我忽然有点热泪盈眶。我不由得想到奥德修斯离开嗷嗷待哺的幼子，前往特洛亚作战的情节。不过我的旅程并非史诗，只是一次被成全的出走。

上回和 HCC 一起远距离出海，已是近十年前的事。我们从阿根廷出发，乘邮轮穿越德雷克海峡，前往南极。那次我们最期待的不是鸟，而是鲸。

我们目睹了小须鲸成对潜行，座头鲸的尾巴举出水面，甚至还有蓝鲸，也看到了虎鲸捕猎的场景——说看到了，但其实并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几条虎鲸不时浮头换气，与此同时，碧波间漂着红白碎片，还有大片油膜，绽出妖艳的光，仿佛有人在冰山间的海面上摊开一张谋杀现场的地图。显然，在深海里有什么生物被杀死了，大部分血肉都沉于南冰洋，一丝脂肪漏出身体，浮现于水面，蔓延出几十米。

那个清晨，我按掉了闹钟，迷迷糊糊躺着，意识还像刚退潮的泥质滩涂，柔软、空旷。碰地一响，舱室的门打开，有人隔着被子拍我，是钱程的声音。他总比我起得早，然后端着碗，靠墙站在走廊上，边吃早餐边抓紧一切时间寻找海鸟的身影。

「有虎鲸，看不看？」

我从床上一下翻起，抓了外套、望远镜和相机就往外跑。朝阳正从海平线上露头，黄铜色的海水轻柔鼓动。我刚走近船舷，眼前忽然如同剪刀裁破丝绸般，竖起一弯深黑的背鳍划开水面，看起来光滑而有弹性，映照出殷红明快的霞光。我看到了那标志性的白色眼斑。

「噗……」

它在晨风里喷出一股泛着虹彩的轻雾，又缓缓沉入水中。

我两级两级地爬完通往二层甲板的楼梯，举起望远镜，却几乎在下一秒就放下了：根本不需要。它们太大、太近了。一头、两头、三头……至少同时有五头虎鲸露出水面。这或许意味着，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几头的完整鲸群。

有同行鸟友将照片发给研究海洋哺乳类的学者，对面的回复里夹着难以置信的惊叹和激动：在东海海域，虎鲸十分罕见，见到需要极好的运气，更何况是一群。

究竟要多幸运呢？大概就像是在你毫无期待的时候，忽然见到一只从未在中国被记录过的鸟。又或者——像是遇见一个真正能理解、包容和相信你的人，相信你的有些缺席，是为了以后能更完整地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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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摸索出一种高效的寻鸟方式：将望远镜的圆形视野分成上下两半，让海平线恰好穿过圆心，上半圆用来留意鲣鸟，下半圆则留给那些贴浪而行的身影。接着以腰为轴，从左往右缓缓转动，一次大约 60 度。然后调整脚下站位，再来一次。如此重复六回，便能转上一圈，就好像自己是顶层甲板上的那具雷达。

在洋面上不停搜索，总令我想起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猎鲨记》（The Hunting of the Snark）。这部作品由一系列诗歌组成，讲了一则许多人（与一只河狸）同乘一船四处航行，绝望地寻找传奇生物「Snark」的怪谭——「Snark」是「Snake」（蛇）和「Shark」（鲨鱼）的拼接，所以有些中文译本处理为「蛇鲨」——这种文字游戏，简直是卡罗尔的最爱。

《纽约客》的撰稿人亚当·戈普尼克（Adam Gopnik）认为《猎鲨记》是卡罗尔第二重要的作品，仅次于《爱丽丝梦游仙境》。它确实古怪而深刻，而且里头有许多精彩的比喻，例如形容「心尖儿发颤」的强烈情绪：

「我的心像一碗满得快溢出来、晃晃悠悠的凝乳」。（And my heart is like nothing so much as a bowl / Brimming over with quivering curds!）

——在船上，大多数时候，我的胃便是这般情状。我常处在一种持续的、走钢丝般的呕吐边缘，头晕得难以思考，语言变得迟缓，只想一睡了之。

我甚至还不是最糟的。本船鸟友蒲川，自晨起开始便面如金纸，已经于甲板上消失良久，八成已回舱蛰伏。对面 8 号船上的鸟友关翔宇，听说吐得腹肌酸痛，大概早就「已没有人味」。我们船上许多人都萎顿得如同大病初愈，缩在甲板上的折叠椅里，只有钱程和少数几位还坚持眺望。而孙科竟还能在左摇右晃中碎步走动，高瘦挺直的身影，仿佛一只精神奕奕的东方鸻。

晕浪，是所有海上之人都要应对的挑战。嘉庆五年（1800），李鼎元在《使琉球记》里记载了许多与这片海域相关的内容。例如经过黑潮时，传统酬神方式是「投生羊、豕以祭，且威以兵」。令他尤感自豪的，是自己「登舟不呕，日坐将台亲书其所见」。

而如果你不理解之前引用尼古拉斯·隆德那段话的最后一句——「你还有得吃生姜饼干」——那是因为，西人相信吃生姜能够缓解晕浪。

我带了一些糖渍姜片上船，钱程给大家备了白兔牌晕车药，但这些东西似乎都无济于事。我不时会下到没人的一层甲板，找个角落，趴在船舷栏杆上，弯腰捧腹，对着海面呕出些胃液来。

就在那里，我看到了我的第一只信天翁。

全世界的信天翁科（Diomedeidae）鸟类，被划分为四个属 22 种。其中大信天翁属（Diomedea）、小信天翁属（Thalassarche）、乌信天翁属（Phoebetria）的 18 种几乎都分布于南半球；北太平洋信天翁属（Phoebastria）的四位成员有三位主要在北半球活动——还有一种栖息于赤道附近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若你略懂生物分类学又足够敏感，就会想到，这种 18:3 的明显不均衡，似乎在暗示着南半球是信天翁的起源地。

当然，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并不总与它们的起源地重合。例如，虽然现存的蜂鸟全数分布于新大陆，从阿拉斯加到巴塔哥尼亚都能看到这一类轻若迷雾、闪若火焰的生灵，但最早的蜂鸟化石，却是在德国南部被发现的。它们最初的演化，极可能发生在更久远的欧亚大陆。

不过，大部分研究都支持信天翁起源于南半球的说法。最早的信天翁类化石主要出土于新西兰和南极洲沿岸。而从系统发育的角度，比起北太平洋信天翁属，南半球的大信天翁属和小信天翁属确实要更古老。事实上，有学者认为，整个鹱形目（Procellariiformes）很可能都起源于南半球。

我看到的是黑脚信天翁（Phoebastria nigripes），是信天翁中的小型成员，在几百万年前完成分化，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物种。但它的出现，却让我想到永恒。

信天翁的经典照片里，必有金·韦斯特斯科夫（Kim Westerskov）的那幅——风暴边缘、海崖之下，一只信天翁划出一道低飞的弧线。水沫腾跃如山，光线从乌云的裂缝中倾泻，大洋之魂在此起舞。

我曾以为，我也会见到那样的景象——壮阔、鲜明、剧烈。但我所见的，却只是船艉遥远浪间的一个微小光标，就是文字处理软件里那个在句末停留，静静闪烁的竖线。

我用指节抹去呕吐时泛起的泪水。胃还在翻搅，我努力稳住呼吸，举起望远镜。这个抬起双臂的动作，已经如同肌肉记忆。

船在往东南航行。我记得在下来之前，看到船艏的红旗猎猎飘动，几乎指向正南——现在北风正劲。目镜视野里，一个修长纤细的黑影正在从西面疾掠而来。

它平展双翼，不断变换着姿态和高度，在空中划出利落的轨迹：拔升到最高点，翅膀几近垂直于水面；继而侧转俯冲，平身贴水而行，飞得如此之低，以至于可以在波涛间时隐时现。我刚才见到的，便是它不断到达最高点时，仿佛一根指北的罗盘针的模样。

在我注视的这段时间里，它一次都没有拍动翅膀。我想起，美国自然文学作家黛安·阿克曼（Diane Ackerman）写过，信天翁飞行 600 英里，比麻雀飞过一条窄街击翅的次数还要少。

这便是信天翁最具代表性的飞行方式——动力翱翔（dynamic soaring）。

它能做到这点，因为海上的风速并非均匀不变。越贴近水面，风越会被起伏的波澜拖慢。反之，越往上风速越快，但超过 5 米左右，风速和高度的关联就不再明显。

而就在这片风速分层的低空，伯努利原理（Bernoulli’s Principle）开始发挥作用：流速越快，压力就越小。当信天翁穿行在这样的风中，翅膀上方的风速永远比下方更快，这种速度差带来了气压差——上方气压较小，下方气压较大，于是它迎向风，让双翅被空气均匀托起，然后转身顺风下降，进入低处，循环往复。

要做到这点，需要很长的翅膀——信天翁有着所有鸟中最长的翼展。黑脚信天翁的平均体重是 3.2 千克，平均翼展却达到 2.1 米。如果按照相同比例，以我的体重，我平伸双臂将超过 50 米 ——那架 P3-C 「猎户座」的翼展，也只不过 30 米出头。

不仅如此，它们的骨骼结构里同样内藏乾坤。信天翁的肱骨可以被肌腱牢牢锁定，使双翼在动力翱翔时维持水平展开。当它需要改变姿态时，只需将肱骨从前伸的位置轻轻向后一收，锁定便解除，翅膀即可抬起。它的肉身，就是一件可以前往北太平洋任何一处的完美交通工具。

而对动力翱翔，或者说，对风的依赖，便让赤道无风带成了南北半球不同信天翁之间的无形阻隔。也是为了动力翱翔，信天翁常常斜切着风的方向飞行——这成了我后来在海上寻找它们时的一条经验法则。

那只黑脚信天翁越飞越近。望远镜里它几乎全身深褐，只在喙基与眼下显出些微白斑。这些白色标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扩展，愈发明亮，像是时间在它脸上投下的光。它飞临船舷时，微微转头。我确信，那一刻它看见了我——因为我甚至能看清它喙上那对分列两侧的管状鼻孔。

我心中不停地涌起描写眼前这一幕的文字。它们情不自禁地从我眼睛里冒出来，沿着我的视线，向信天翁飞去，像铁屑被磁石牵引一般，追随着它。

那一刻，我的脑海里浮现起杉本博司的《海景》（Seascapes）系列作品。那些照片里没有船，没有人，也没有鸟，只是一条海平线将画面一分为二——就像是我寻找海鸟时望远镜里看到的景象。他用超长时间曝光和银盐黑白摄影，把浪的运动变成雾，把天光变化蒸馏成灰的层次。杉本博司想捕捉的，是消除偶然之后余留的定数，是亿万年间不同生物看到的同一片海面。那是给时间拍的照片。

而眼前的这只信天翁，正是在这条海平线上飞行的生命注脚。它在恒定的背景中制造轨迹，正好与《海景》在固定视角中凝固运动形成互文。它让我看到了杉本博司想要极力隐藏的东西。那如镰长翼划破的，不只是空气，还有我习以为常的线性时间感。我望着它，它也望着我，我们彼此在这条线上短暂相遇，仿佛永恒不是时间的总量，而是两道目光交汇的那一瞬的拉长。

我被钉在原地，久久不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许多人会如此赞颂、吟咏，甚至崇拜信天翁——在《白鲸》（Moby Dick）里，梅尔维尔写道：

就连最冷静严谨的科学家也未能免俗地偏爱信天翁。前两年的一期《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是鸟类专刊，特设栏目邀请当期作者们谈谈对自己最具意义的鸟。哈佛大学的知名动物学教授斯考特·爱德华兹（Scott Edwards）选了黑脚信天翁。原因是，在信天翁这类雄伟壮丽、激发无数诗篇的鸟里，只有一种，蹼足、羽毛、喙部与眼睛都是深色——和爱德华兹的肤色一样——那便是黑脚信天翁。

我想象我成了这只黑脚信天翁。我的目光，破开海风、波涛和漂浮的铜藻，越过船舷，透过望远镜复杂精密的光学系统，穿进一个人类的瞳孔，落到他的视网膜上。

希望这一眼，能多少安抚这可怜的家伙正在不停痉挛的胃肠。

✻✻✻

人在海上，究竟能看多远？

——眺望海面时，心里冒出这个问题。

信天翁的动力翱翔，让我想到李清照的《渔家傲》：「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三山」，即神话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以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的说法，都是位于东海极辽远处的仙岛，动不动便离岸几万里。

如何计算眼前的海平线和我之间的距离？我边用「一半一半法」举着望远镜，边胡思乱想，发现这其实是一道中学平面几何题。

假设地球是个完美球体。我的视线，在能望到的最远距离 d 处和地球相切。若将地球的半径记作 R，我距离水面的高度记作 h，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直角三角形——直角在 d 处。于是，应用勾股定理，我们可以得出：

$$(R + h)^2 = R^2 + d^2$$

整理后就变成：

$$d = \sqrt{2Rh + h^2}$$

我站的甲板距水大约五米，但这点高度相较于地球半径实在微不足道。因此，近似公式是：

$$d \approx \sqrt{2Rh}$$

我拿出手机，查到地球半径是 6371 公里。粗略估算，d = 8，也就是说，我所能看见的最远处，大约在八公里开外。那是我的目光所能抵达的极限，是这颗行星在我眼中暂时终止的地方。

大概因为空气扰流，海平线看去毛毛糙糙，如随手撕开的包装边缘。在这八公里中，只有大约一公里是我这台「海鸟雷达」能有效探寻的半径，而总要等鸟接近到 500 米左右，我们才能辨认和定种。当然这里有不少运气成分。很多时候，它们只是目镜视野里越飞越远的小点。

我至今仍想不明白，纵使我们已经努力一遍遍扫视海面，可总有鸟突然出现在近处（比如那只飞过头顶的褐鲣鸟），像是一次在所有人察觉前便突破了防守的奇袭，让所有人手忙脚乱——若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在此，她肯定会高兴地说，这是一场「瞬息的游戏/甜蜜的伏击」（’Tis an instant’s play / ’Tis a fond Ambush）。

当中最多的，便是被蒲川戏称为「太平洋白头鹎」的白额鹱（Calonectris leucomelas）。在内陆，只有在台风过后才偶有白额鹱的记录，但在广袤无际的海上，它的身影相当常见。

作为信天翁的亲戚，它也是鹱形目这个海鸟家族的一员。鹱形目的鸟类会在前胃中储存由蜡酯和甘油三酯为主组成的胃油，既可喷向掠食者作为防御，也能为自己提供能量。这成分复杂的胃油，再加上尾脂腺分泌物，让它们闻起来很奇怪——但不是「海鸟」这个词会让你联想到的鱼腥——据说，许多鹱形目鸟类身上，都带着一股佛手柑、橘子、香橙与葡萄柚混合的清甜香味。

得知这点后，有一回我在深圳机场路过香氛品牌蒂普提克（Diptyque）的门店，突发奇想，进去问店员，有没有柑橘调的香水。她拿给我一个标着「Eau des Sens」的瓶子——以我近乎于零的法语水平也能知道，这是「Water of Sense」——「感官之水」的意思。我在胸前喷了两下，然后一路都觉得是靠自己的力量飞回了家。

和信天翁一样，白额鹱也是动力翱翔的好手。它们像是在风里自由泳，和波浪左右击掌。我常常见这些胸腹灰白、背部棕褐，仿佛泡沫与礁石合二为一的海鸟松散地结成一群，或浮于涛间，或在几百米外快速来回掠过，有时看似要相撞，其实隔着距离彼此交错，不断穿梭。在望远镜因为风吹船摇而不断晃动的视野里，它们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稳定飞行着。

在繁殖季，白额鹱会聚集在远洋岛屿的森林山地，用喙和爪在土壤和植物根系中挖掘出一个个深入土地的、几乎不可见的巢穴。对海鸟来说，这种习性很特别。日本鸟类学家在若狭湾的冠岛进行过一项研究，周期长达 26 年。他们依靠环志记录追踪那些归来的白额鹱，然后发现，即便时间过去 20 年，白额鹱仍会保持着近乎执念的出生地归巢行为（natal philopatry），会一直返回自己当初破壳而出的地方周边进行繁殖。

而在这充满确定性的故事里，却也潜藏着别的秘密。虽然白额鹱是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长期固定，育雏时配合紧密，但这些鸟类学家在两年里对 113 只雏鸟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其中有 15% 的生父并不是与母鸟共同筑巢、轮流孵蛋的那位。这是所有已知海鸟中婚外父权（extra-pair paternity）比例最高的之一。

尽管我总提醒自己别陷入拟人论，可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想象眼前这些白额鹱之间，远比乍看之下要复杂得多的关系。从人类伦理出发，尤其在东亚文化语境里，倾向于将返乡视为美德，将越界归入背叛。但自然从不执守我们的伦理。它让忠诚与出轨在同一对羽翼下共存，让每一次归巢都带着偏航的可能。

想到这里，我把目光从水面挪开，望向甲板。这次出海，我最期待的偶然事件，是有鸟落到船上。

卧谈时，钱程告诉我，去年他们也来了这片海域，但比今年迟了一个月。那次信天翁几乎没有露面，取而代之的是满海翻飞的褐燕鹱。有一晚，约莫八点，他们正在夜钓，忽而下起大雨。

他们不得不收拾钓具，匆匆准备撤回船舱。就在那一刻，船沿灯光投向的海面上，一只白色大鸟在被打亮的雨帘之中盘旋，缓缓绕船而飞。众人下意识地退至甲板后方。大鸟似乎察觉到了这份默许，旋即收翅，落在甲板一角。他们定睛看去，不禁讶然——竟是一只浑身湿透的牛背鹭（Bubulcus coromandus），头颈橙黄的繁殖羽被雨水洗得鲜亮，却又显得分外狼狈。

他们抛过去几条小鱼，它警觉地闪身避开，并不肯吃，像是受了惊，或单纯就是不合胃口——牛背鹭是鹭科里少数不主要以鱼为食的成员。他们手头当然没有准备牛背鹭爱吃的昆虫，只好由它独自站着。钱程说，夜里很晚他起身去看，牛背鹭还缩在角落。第二天一早，它就不见了。

牛背鹭不是海鸟，无法像鹱或鸥那样在浪头之间漂浮休息。它不属于这里，只是路过。这片海域究竟是哪些鸟类的迁徙通道，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但我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琉球国志略》里看到一则关于在这片海域航行的闲笔：「麻雀群飞船上」。

航行途中，我们不时遇见灰椋鸟和白鹡鸰之类似乎属于陆地的鸟种。8 号船的鸟友蔡锦添还发来一张照片，是一只虎斑地鸫（Zoothera aurea）的尸体。它身体半浸在海里，羽色整洁，没有明显创口，也毫无挣扎痕迹，看起来像是刚刚才力竭落水而亡。如果能早些遇见我们，能在甲板上稍事歇息，也许它的旅程便不会这样结束。

就像那只牛背鹭。突发的糟糕天气是它上船的主要原因。求生本能让它选择在人的空间中短暂停留——若找不到一个落脚之处，在风雨搅动的大海上，它可能撑不过那一夜。

当然，我们永远不应该轻易介入自然的运作。可我感性上仍抱有一个愿望，希望我们的船也能向什么生灵提供一次临时投宿、延续生命的机会。这愿望里还藏着一点私心：若真有鸟落在我们的船上，那该将是一场多么难得的相遇。

但是，我们出海期间，天气持续晴朗，一滴雨都没有下。

在海上的倒数第二夜，晚上七点半，天早已黑透。我在舱里，半躺着写当日的观鸟笔记，忽然听到走廊上有人叫：

「这是什么？有鸟！」

我连忙出去看。一只暗色小鸟，在灯光里飞进飞出。

「是家燕。」船上都是观鸟好手，更何况是如此熟悉的物种，立刻有人反应过来。

它一度在船舷栏杆上停落，但马上惊慌地再度腾空逃走。过了几分钟，绕到了右舷走廊的尽头，也就是整艘船最边缘的角落，栖身在一根固定抄网的细小支架上。大概实在是劳累压倒了恐惧，它才愿意冒险登上这个按照人类意志推进的金属之岛。

它呆的那个地方，我并不陌生。那是我在想悄悄呕吐时会偷偷去的——在需要躲避目光、与自己独处的时候，这只鸟和我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我特别留心观察，它不是这个区域也可能会出现的、对于我们来说更罕见的洋燕（Hirundo tahitica）。它就是最普通的家燕，还是华东最寻常的亚种。每年三月后，它们的剪形尾羽便是薰风里最典型的符号。

可在这个远离陆地的海中央，它的出现忽然显得稀罕而亲切。它的到来让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柔软的神情。我们默契地将整条右舷走廊让给了它，不再从那条通道经过，连说话都变得小声起来。有人不小心提高了音量，马上便有人指着角落轻轻提醒。那一刻，一艘船的秩序被一只微小生灵的疲惫重新书写，我们似乎集体成了它的守夜人。

也有人时不时过去，远远地探头张望。

「还在吗？」「还在，还在。」

临近午夜，甲板上已经归于安静，空无一人。睡前，我拿着望远镜来到右舷，想再看它一眼。

燕子已经睡着了，头埋在翅膀底下。它的脚爪稳稳攥着支架，像是孩子在入睡时总爱握住我的手指。海风吹拂，它的尾羽轻轻摇摆，仿佛是梦的波纹从它身上，一圈一圈漾入这片暗色的夜之海。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在哄我入睡时，唱得最多的两首歌，是《小燕子》和《军港之夜》。外婆已经去世一年多。86 岁，在睡梦中离开，应该也没什么痛苦，晚年无病无灾的，是很令人羡慕的结束。那一刻，我并不太悲伤，只是单纯地想起了她，想起她坐在床边的身影，和她唱过的歌。

我也要去睡了。

✻✻✻

早起头件事，去看燕子——它已不在。

凌晨三点多我去看时，它还睡得香甜。

不知因何，在夜里两点过后，我忽然醒来，而且醒得彻底。我想起，我们已经开始返航，而我还有一个未竟的小念头，若不在此刻试试，就再无机会了——我想在海上，露天，睡上一觉。

怕吵醒钱程，我摸黑到下铺，从行李箱里找出为此特别带上的睡袋，把那张掀起的床垫卷起，打算把它搬到二层甲板，铺开，睡在上面。

床垫似乎是乳胶制成，比看起来要沉得多。踩着摇晃的楼梯，我一手抓着栏杆，一手挟着笨重的床垫，到了二层甲板，我愣住了。

晚饭后我曾上来走过一圈，顺手拽着蒲川，用热成像仪扫了一遍夜里的海面。屏幕里偶有几个发光的影子，确实是有鸟在活动，只是无法定种。当时船上灯火通明。我本以为，等所有人都睡下，这些灯也会熄灭。但现在我才发现，这里依然亮如白昼，两圈 LED 泛光灯开着，每盏都是至少五百瓦的功率，把二层甲板连同船侧海面照得像个灯光球场。我把床垫放下，躺上去，合上眼都能看到白光眩目。

我只好起身，往驾驶舱方向走去。无论哪位船员值守，钱程都叫他们「老大」——我猜是「船老大」的简称。像弗朗西斯·科波拉的电影《教父》里那样，我们这艘船上，也轮换过至少三位不同的老大。今晚执勤的是爱穿皮夹克、微微谢顶的那位。

皮衣老大正低头刷手机。之前我们短暂地聊过几句，我知道他 48 岁，有一对异卵双生的双胞胎女儿，在石浦镇上读初中。我问她们在学校表现如何，他只是淡然笑笑。也许和青春期孩子们打交道让他有点头疼。

他抬眼看了我一下，轻轻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怎么啦？不睡觉啊。」

「睡不着。老大，二层甲板上的灯，是不是没人也得一直亮着？」

「什么灯？哦那个，对。不能关的。」皮衣老大揉了揉眼睛，黝黑脸上满是倦容。

「为什么？」

「关了别人就看不见我们了。就要这样，开得很亮。有规定的。」

我想到了海里的发光生物。我们船上钓起过几条乌鲨，一拃来长的小鲨鱼，外形奇趣，修长嫩紫，形状和颜色都活脱是一根湿漉漉的茄子。乌鲨的英文名叫 Lantern Shark（灯笼鲨），因为它的体表有许多发光器。

「就是说这个灯要到太阳出来才能关？」

「哎，对的。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看了一眼雷达显示屏——另外一位寸头老大向我展示过如何理解那上面的信息——周围 5 海里内，除了「鸿龙 8 号」，没有别的船了。

「我想体验一下晚上的海，但这个灯实在太亮了。你看，周围也没别的船，能不能帮我关灯一分钟？就一分钟，让我体验一下就行了。」

皮衣老大挑起眉毛又翘起嘴角，大概是觉得我有点古怪。他眼神扫过雷达显示屏：「一分钟可以。」

「好，那我现在去甲板，你等我两分钟啊，两分钟后关灯。」

皮衣老大鼻子里「嗯」了一声。我跨出驾驶舱，快步走到甲板，然后盘坐在床垫上，打开手机的秒表，闭上眼，准备迎接这为我而诞生的一分钟黑暗。

无声无息地，灯全灭了——闭着眼也能察觉到那种突然的撤离，仿佛全身皮肤感知到空气密度的微妙变化。我睁眼，按下秒表。

可几乎立刻，我发现身后仍有微光在泄露——是二层甲板客舱走廊里的吸顶灯。走廊舱门向甲板敞着，把手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在旁边一根管线上，显然是为了让舱门保持打开。绳子打的是某种我看不懂的结，也许是水手的特别手法。

廊灯不算亮，但惨白色的灯光也弱弱地洒满了甲板，仿佛是月光。我刚才竟没注意到它，完全因为那些泛光灯实在太亮了。

已经过去了 30 秒。我忽然想到，还有顶层甲板呢。我跑上扶梯，想找一处更纯粹的黑暗。但是发现那里所有设备上都有两三盏醒目的红灯，有些为了示高，有些为了表达工作状态，固定点亮，或者闪烁不停。

我叹了一口气。好吧，就算是在茫茫海中央，人造的光线也是如影随行，无法逃避。

一分钟的计时已满，但灯光没有如约归来。我放松下来，缓步回到二层甲板，走到船艉。这是离走廊舱门最远的地方，是整个甲板最黑暗的角落。我背对光线，尝试尽量忽略它。

据说在最干净的夜空里，用肉眼可以看到大约三千颗星星。但我头顶什么都没有。也许此刻天上有厚厚的云层。海面仿佛正在向上生长，一寸一寸把夜空吞没，要把一切都包裹起来。

我胸中甚至生起一种身处密室般的幽闭之感。我辨不清海平线，无法判断距离，8 公里和 800 公里和 8 厘米，在虚空里等于是一样的。只有盯着闪亮璀璨的 8 号船和极远处一些别的渔灯，能给我一点对距离的感知，让我相信，自己正处在这星球上最开阔的所在。

随着离黑潮越来越远，气温开始明显降低。从象山出发时，我穿薄羽绒，戴薄羊毛手套和一顶毛线帽。待船至赤尾屿附近，衬衫甚至短袖就够。而此刻的海风，触面已有寒意。夜里的海风仿佛只是皮肤上的一种感觉，凉、冷、温、热，或是水分快速蒸发时汗毛集体从粘附于皮肤的状态又恢复成竖立时，那种微微的刺痒。

我倚靠在船舷栏杆上，望着底下的海。此刻它漆黑一团，肉眼无法辨物。但我见到过——我知道有大大小小的枪乌贼在水里不知捕捉着什么，颇兴奋地变换着体色；我知道有鱵鱼成群觅食，修长的身体结成涟漪里的一条条幻影般画过的虚线。我知道有水母，有海鞘，还有栉水母漂过，一只，两只，三只，用来运动的栉板上像通着电流般闪着五彩缤纷的细微碎光。这是一种颇为古老的透明生物，可能比海绵更早出现，在整个动物界的演化树上位于最基部，和其他所有动物（当然也包括你我）形成姐妹群关系。

晚上的大海也是热闹的。8 号船的鸟友陈之阳在微信群里说，他们那儿发现了翻车鲀，钓起了角鲨、盲鳗、鲳鲉和一「株」完整的正新海百合——一种活化石动物，和它形态类似的化石，四亿多年前的奥陶纪地层里常有所发现。蒲川的热成像仪里，能看到有小型鸟类快速扑打着翅膀从附近海面经过，也有大型海鸟在无光的波浪间进行动力翱翔。但在无垠大海面前，强光手电的亮度和一根火柴无异。我们能看到的，只有液晶显示屏上那代表着体温的影子在移动。

我看了一眼手机：又过去了 30 秒。

那「日暮犹独飞」的海鸟会是谁呢？肯定是鹱形目的。育雏中的白额鹱会变得昼伏夜出，但那鸟的形状似乎比白额鹱要更修长些。我忽然想起，阿克曼写过，她在夜晚靠近伊豆鸟岛时，听到过短尾信天翁（Phoebastria albatrus）的鸣叫。

距离我们不远的钓鱼岛列岛，是伊豆鸟岛之外，唯一的短尾信天翁主要繁殖地。此刻已经到了它们育雏的中后期。

短尾信天翁可活 40 至 60 年，终身一夫一妻，每对伴侣在繁殖季落幕后各自散去，独自漫游，然后在十月回到旧巢之地重聚。雄鸟比雌鸟先抵达，认出雌鸟后便低头弯颈，鞠躬如仪。两鸟随即陷入那套缠绵的仪式——彼此镜像地舞动和鸣唱，一连数周。阿克曼在《稀世之珍》（The Rarest of the Rare）里写：

出于好奇，我特意去搜索过，但只在许多其他信天翁的求偶视频里找到一段年代久远，大概是 VHS 数字化的短尾信天翁影像。那两只鸟注视对方，耳鬓厮磨，踮脚，叫喊，快速开合上下喙发出击打声。

各种信天翁都有这类迷人的「双鸟舞」，作为「固结同心」的展示。不过，一项针对漂泊信天翁（Diomedea exulans）的研究发现，在连续三个繁殖季里，婚外父权的发生率达到了 14–24%。显然，和白额鹱一样，信天翁也自有它们的复杂故事。

我反复观看过那段双鸟起舞的模糊视频，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王家卫《花样年华》的英文片名：In the Mood for Love。然而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它们的动作里仿佛藏着两种彼此撕扯的愿望：一方面是那种无法抑制、蠢蠢欲动的离去之欲，是来自宽广海空的诱惑——信天翁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流浪，若非为了繁殖下一代，它们完全不需要陆地，甚至可以直接饮用海水；另一方面却是想要一次次返回、聚集，想要彼此靠近的本能，仿佛只有紧紧结伴，它们才能更好地共同面对命运。

人类大概也是如此。阿克曼写过，她和朋友们一起模仿短尾信天翁的舞姿，那场景始终留在我的想象中。忽然，我也想试着这样跳一段。

我回忆着视频里的模样，站定，用手背叉在腰间，收缩肩胛，肘尖向后，上半身迅速向前探出，带着佛拉明戈舞那样的热烈自信。然后向左前欠身，收下巴，快速小幅度晃脑袋，偏向右，做一样的事，接着挺直上半身，就像跳探戈那样稍大幅度摇头晃肩，与此同时上下牙齿快速相碰，如同打寒战般的格格声，脚下踏碎步。眼神里要有温情和欲望流动。

最后的收尾，是挺起胸膛，踮起脚尖，仰天引颈，如迷醉般发出悠长尖啸。我闭着眼睛，心里冒出洛夫的诗句：

下一秒，白昼骤临。所有灯再次亮起。手机显示两分钟——皮衣老大多给了我一分钟的黑暗。然后我发现，有一台监视摄像头，正对着我所在的二层甲板。

希望它没有夜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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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黑夜里的温热剪影，当然未必就是短尾信天翁，但在白天，我也见到过这种罕见海鸟的成鸟：黑色的尾部和翅尖，头颈晕染着淡杏色，纯白结实的胸腹和背部，浅粉色且硕大粗壮的喙，喙尖带着一点天蓝。当你实际看见，才会意识到它的名字并不准确——这北半球体型最大的信天翁只是因为有一双长腿，飞行时跗跖露在尾羽外，才显得尾巴相对短小。

在一百多年前，北太平洋上有数百万只短尾信天翁。而在 2018 年的调查里，全球的短尾信天翁成鸟数量是 1734 只。抛到茫茫大海上，这个数字约等于零，少到《台湾远洋渔业观察员海鸟辨识手册》里甚至说，他们的随船观察员尚未有短尾信天翁的目击或混获纪录。

短尾信天翁的危机，源于人类世界的变化。明治维新后，日本接连打赢两场战争，开始雄心勃勃拓展海外贸易。和鲣鱼一样，信天翁也被视作资源——但不是肉，而是羽毛。日本人管短尾信天翁叫「アホウドリ」，汉字写作「阿呆鳥」——这个命名意思与英语完全一样，我猜理由也差不多，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捕捉和屠杀。

自 18 世纪末开始，在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实现批量生产后，鸟类绒羽填充的床垫、被子和枕头在西方流行开来。在美国，羽毛寝具更是成了结婚时必备的几件套之一。家禽无法满足这巨大需求，于是人们把目光转向了野鸟。其中之一，便是旅鸽。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823 年的小说《拓荒者》（Pioneer）里便说：「这群鸽子，目不能尽，足以养活薛西斯的军队一个月，也足以为全国的人做床垫。」

每只旅鸽身上能采用的羽毛仅有少许。做一张小床垫和几个枕头，就要大约 27 磅羽毛——这意味着每晚都在 1700 只旅鸽的死亡上入眠。1914 年，最后一只旅鸽死去。而我在 1915 年的《美国经济与纺织品行情通讯》（United States Economist and Dry Goods Reporter）上，看到一则羽绒被广告，里头有一句：

「本公司购羽之地，遍及五洲，凡羽毛所出之国，皆有商埠联络。」

和鲣鸟一样，信天翁的羽毛又绒又密——鸟羽在轻盈和保暖上的兼顾，至今仍无任何人工材料能超越——因此交易价格非常之高。从 19 世纪末发现短尾信天翁在伊豆鸟岛集群繁殖后，到 1900 年，已有300 多人长居岛上，甚至还铺设了轻便铁路，只为运送信天翁的尸体。那段时间，日本平均每年外销 380 吨羽毛。鸟类学家山阶芳麿推测过，从 1887 年到 1902 年，至少有 500 万只短尾信天翁被杀死。

1933 年，日本政府宣布伊豆鸟岛成为禁猎区。可商人和猎人们在 1932 年便得知了消息，于是发动了一次狂欢式的最后收割，把当时岛上两千多只短尾信天翁屠戮殆尽。之后，再无人见过短尾信天翁的身影，它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

然而，如同奇迹一般，到五十年代，有人又在鸟岛上看到了几只短尾信天翁！随着人类最终完全撤出伊豆鸟岛，信天翁数量慢慢增多，到 2014 年，岛上已经有了 609 个繁殖对。

有研究人员估计，与千年前人类登陆众多岛屿时相比，如今海鸟的整体数量已经下降了 90%。然而我们对于这些动物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许多谜题仍未解开。举个简单的例子，白色腹部被认为有助于降低海鸟被水中猎物发现的几率，从而提高觅食效率。但许多海鸟，譬如褐鲣鸟和短尾信天翁，它们的亚成个体腹部却为深色，等于说，最缺乏捕猎经验和技术的，装备也最差劲。这貌似不合理的现象背后，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

而有些讽刺的是，限制我们理解海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太长寿了。理想的海鸟生活史研究，需要标记个体鸟类，至少持续一个完整世代，才能尝试理解影响数量水平、存活率和种群结构变化的驱动因素。对海鸟而言，一代的时间可能长达几十年。多数科研项目无法持续那么久，而愿花毕生的野外工作时间专注研究一个物种的学者，也并不多。

我看着那只短尾信天翁在波谷间疾掠，时而俯冲，时而扶摇而上，在浪峰后倾斜转身，再度驭风而行。几乎无法想象，这样的飞行能带来何等的自由之感，但我的心里生起一阵悼意。在那场人为的灭顶之灾中，一小部分短尾信天翁因正在远洋而侥幸逃过猎枪和棍棒。而如今我们所见的这个物种的每一只，几乎都源于同一个幸存故事，都是那批「未归者」的后代，是劫后残留的碎片所延续出的生命线。

在寻找海鸟的这些日子里，我的眼睛变得对海面上的固体十分敏感。我意外学会了辨识另一些「物种」：塑料瓶、尼龙绳、破渔网、烂鞋子、泡沫块，小至烟头，大至冰箱，在潮流的推动下浮浮沉沉，仿佛一种不会腐朽的语言，替我们在洋流里签署人类存在的证明。

问题不只存在于海面。我们船上鸟友海钓，起钩了不到二十次，就钓上来两次垃圾，一次是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另一次是一团纠缠的鱼线。随机下钩，竟有超过十分之一的概率钓上来垃圾。这让我不禁怀疑，在蔚蓝海水的掩盖下，这东海大陆架的海底，会否已然如同垃圾场一般。

这些年来，我们向海鸟不断提问：它们从何而来，如何生存，缘何衰亡。我们为它们戴上环志，追踪它们的飞行路径，试图从这些寿命甚至长于一些人类个体的生命里，读取我们还不理解的秘密。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在另一端不断影响着答案本身——我们投向海洋的每一件物品，正以一种尚未明确的方式，重塑着它们，或者说，我们的世界。

我们船上有位烟民鸟友。在他吞云吐雾时，我特意过去，请他记得不要把烟头丢到海里。烟头里的醋酸纤维无法被降解，容易被海洋动物误食，也可能会堵塞海龟的鼻孔——这般案例，早已屡见于各种媒体。

我想传递的，无非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式的提醒，然而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说：「我上次看到，他们会把船上的垃圾桶直接往海里倒，结果也一样的。」

我语塞，想起不久前确实在船舷目睹一团尚未散开的漂浮垃圾，当时还觉得奇怪。考船员证时我学过，离岸十二海里之外，可以投放部分厨余，海洋自有自净能力可以解决它们。但我看到的那些垃圾里，许多都是塑料制品。

我走进驾驶舱。这回是微笑老大在值班。

「老大，我们船的船长是谁？」

他回头：「怎么了？」

「我想问点事。」

「哦，我就是。」

我问起垃圾处理的事。他说，有时候船员图省事，就直接丢了。「那你能跟他们说，不要往海里倒了么？」

「好的。我知道了。」他看着我，微笑着，轻巧、温和，仿佛我提的不过是一句天气闲谈。

走出驾驶舱时，我心里有点发空，有种说不上来的倦意。我靠在栏杆边站了一会儿，看海面一浪接一浪地卷过去。明明我们是因热爱自然才费尽周折来到这里，但却也制造了一路的垃圾，千里迢迢投入黑潮清澈温暖的水体中。而且，老大那个笑容将我轻巧地卸了力，让我觉得自己是个被敷衍过去的多事的傻瓜。

但我还能做什么？最后，我把自己用过的塑料包装和空瓶，一一收拢，装进一个袋子，塞进舱内角落。袋子鼓鼓的，像个缩着身子的见证人。它在那儿放了两天，我不敢太频繁地看它，好像看久了便会被它责备。

靠岸那天清晨，我把袋子拎起来，感觉到它的重量——那种沉手，不全是物理意义上的，有点像歉意，也有点像一声未说出口的抗议。我把它放进行李箱，带下船，就像带走一份必须由我承担的责任。

船近象山，在南韭岛海域，我们遇见许多渔船，气氛紧张地进行着捕捞作业。距离禁渔期只剩一个月。我猜，他们的目标是蓝点马鲛（Scomberomorus niphonius）。每年清明前后，洄游上千公里的蓝点马鲛会陆续进入狭长的象山港内海产卵。此时的它们身强体壮，脂肪丰腴，被称作「䲠鯃」。后人不文，讹为「川乌」，市价高昂，而且只有产自象山内海的蓝点马鲛，才堪称正宗川乌。

因为种质资源退化，从 2022 年开始，象山港海域实施蓝点马鲛禁捕政策。而许多渔民为了规避禁令，赶在它们抵达之前就在外海截捕，反而等于阻断了它们繁殖的可能。蓝点马鲛属于鲭科马鲛属。而 Scomberomorus 这个属名的意思是「愚蠢的鲭鱼」——或许这取名逻辑也类似鲣鸟和信天翁。但究竟是谁更加愚蠢一些，鱼、鸟，还是人？

随着离岸越来越近，海水逐渐从蓝变绿。我知道它最后会变成浑浊的泥黄色。越来越多的铜藻团开始出现。这些长着气囊的浮水藻类，随着寒冷的中国沿岸流南下，在途中互相勾连，能形成几百米长的「海上草坪」，为迁徙中的红颈瓣蹼鹬（Phalaropus lobatus）提供了觅食和休息的平台。

我捞了一丛铜藻上船，细细拨开，发现里面藏着许多钩虾一类的端足目动物。我经常远远看到几十只红颈瓣蹼鹬在铜藻团里漂着，各自原地打着圈圈，忙碌觅食——现在我知道它们在找什么了——船近了，它们就呼啦啦相随着飞起，像是一串放平的白色珠链忽然被无形的手拎了起来。这是种漂亮优雅的小水鸟，雌鸟已经换上一些锈色的繁殖羽，雄鸟反而会一直保持素淡。

晨光洒下，给每一只飞掠的鸟都镀上一层温柔的亮色。那一刻，海面安静得近乎庄严，仿佛正认真确认着万物的出席：鲸来了，鲣鸟来了，信天翁来了，风也来了。英国诗人特德·休斯（Ted Hughes）在诗作《雨燕》（Swifts）中，认为雨燕的出现，是天地运转如常、有条不紊的证明——简直像是一种对地球运行状况的审计。那么，我们沿途所见各种海鸟的身影，或许也可以说明海洋生态尚未全然崩坏，一切至少还有希望和挽回的可能。

这幅图景的全部美丽，也不只限于三维空间，还包括了「第四维」，也就是时间。在特定的时间，来特定的海域，才能与特定的生灵邂逅。对所有参与者来说，这次出海都是一期一会、无法复制的珍贵回忆。我从未参加过这样一次旅行：众人各自回家一两周后，微信群里还在不断冒出途中种种细节，像潮后沙滩上片片贝壳的闪现，也仿佛另一场航程仍在暗中继续着。让我想到钱程说过，鲣鸟在捕猎完毕后常常不急着离开，而是停在水面漂上好一会，像在等待身体平静，也像是在愉快地回味。

例如——为何从百米深的水层钓起的鱼多半是红色的；随着珊瑚被带上来的三角形小生物原来是长腿蟹的幼体；从鞍斑判断，那群虎鲸可能是「过客型」，喜欢吃鱼多过海豹；甚至，那架「猎户座」隶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航空集团第五航空群第九航空队，驻地为冲绳那霸——就像史蒂夫·豪厄尔（Steve Howell ）在他那本经典的海鸟图鉴前言里总结的，这正是远洋观鸟的魅力所在：永远都有更多可看、可学、可惊叹的事物。

《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写过——盐水可以治愈一切：汗水，泪水，还有大海。

那些天，我尝了全部三种。

回家后，我拥抱了 HCC，去看了孩子。他刚睡醒，正抓着床栏咯咯笑。我靠近，他盯了我一会儿，忽然伸手来摸我的脸，好像在确认什么。他像我小时候一样头发稀少，但在这一周里，不知怎么长出了比过去半年还要多的头发。在我记录到橙嘴鲣鸟，也就是添加了中国新记录那天，也是他半岁的纪念日。

俯冲的鲣鸟、游荡的信天翁、漂浮的塑料垃圾、不愿离开的燕子、鲸的视线与远方的岛屿，还有我未说出口的歉意，全都封存在这趟航行里。如今，我回到了那个叫做日常的海岸。但我知道，某个深夜，它们会一齐从梦中飞来。在那个瞬间，我会再次感到心跳加快，不假思索地坠入其间，用尽全身力气，扎进那个未必能理解，却无法逃避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