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上为什么，开始重看《恋爱世纪》（ラブジェネレーション）。木村拓哉甫出场，我便想起，他肩上背的 Porter Tanker 和脚上那双 Red Wing 8166，都是我注重穿衣的少年时代里曾一心渴求的梦幻逸品。
前些年流行过一种回望 20 世纪后半叶的着装风格，名为「City Boy」。典型的搭配，是简单图案或纯色短袖和宽松剪裁的中性外套，直筒牛仔裤，带复古气息的鞋子，再加略具机能感的斜挎包。而《恋爱世纪》里俊美无朋的木村拓哉，可谓「City Boy」的终极形态——李佳琦直播间靠的是打折利诱，而木村当年替 Kanebo 卖掉 300 万支口红，纯粹是用脸庞色诱而成。
口号是「给都市男孩的杂志」（Magazine for City Boys）的《POPEYE》的前主编木下孝浩，目前在优衣库负责品牌刊物《LifeWear》——这样一说，你应该大概能想象出「City Boy」风潮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偏好：简单、现代，边界感清晰，是一种熟稔都市规则却不被它吞噬的疏朗姿态。
按照这种感觉，如果要推举一只「City Bird」，我觉得，非红耳鹎（Pycnonotus jocosus）莫属。
当然，和麻雀这类几乎成了人类的伴生动物的鸟不同，红耳鹎在野外也有大量种群分布。但我十分主观地认为，最棒的红耳鹎，还是城市里的那些家伙。
红耳鹎是我以观鸟人的眼睛，在深圳初识的鸟种之一。那时新冠肺炎病例此起彼伏，人心被裹在数字里，惶惶不定。而我刚开启深圳和成都的双城往返生活，总在担心行程码的颜色。四月一个周日早上，我去公司取会议资料。商务区在周末本就冷清，平常连便利店都落锁，赶上瘟疫流行，更是字面意义上的门可罗雀，玻璃幕墙反射出无人的街景——对于观鸟也许是件好事。我刚了解了一些本地常见鸟，正想着找机会去公园转转。
拿了东西，我在贩卖机里买了罐咖啡，在楼下兼作长椅的花坛边缘坐下小憩。忽然几声短促的鸣叫传来，我心里一动，抬眼寻找，然后在身后一排不高的刺葵的主干枝刺上，发现一对红耳鹎。它们像两把精致的小旗，插在南国暖春的风中，距我不过数米。
它们没有再鸣叫，只是静静地站着，偶尔偏头，像在倾听，又像在思索什么。那是一种既专注又放松的姿态，是那种似乎只有红耳鹎能做到的，恰到好处的存在方式：不躲避，也不招摇，就站在那里，既属于这仿造自然的绿化工程，也属于你忽然被它吸引的那一刻。
因为近，所以哪怕没有望远镜，我也能清楚看到它们棕褐的翅膀、背部和尾羽，雪白的喉咙，黑色的纤细髭纹——它们英文名里的「whiskered」就是指这个——以及双颊上那抹大红的斑点。林书尧在《色彩学认识论》 里说，红色色彩变化后的「清色」表现的特性是圆满、快乐、罗曼蒂克、优美——这便是红耳鹎给我的初印象。
它们忽地落到假连翘的绿篱上，有一只几乎触手可及。有那么一瞬，我想把它捉住，它似乎也立马感受到恶意，未待我动，便唤上另一只，飞到了凤凰木顶上，且开始向四周鸣叫，似在广而告之，谴责我心思活络，擅自越界，不懂分寸——用张爱玲的话，「太不识眉眼高低」。
我看着它们笑——以及，该如何形容彼时的那种感受呢——图鉴上的鸟，原来是真的。
我想起纪录片《中央公园效应》（Birders: the Central Park Effect）。影片跟随了一群纽约中央公园的观鸟常客，其中包括作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探讨了是什么将她/他们吸引到鸟类身上，吸引到中央公园，也吸引到彼此近旁。知名观鸟人克里斯·库珀（Chris Cooper），总结了他眼中观鸟的七重乐趣。而第七项则是所谓的「独角兽效应」——当你在图鉴中早已认识某种鸟，但首次真正见到它时，那感觉就像看见一只神话中的生物，「仿佛独角兽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那一刻，我的独角兽，便是红耳鹎。恰好，它尖尖的羽冠，正像一枚小小的犄角。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身边有如此多的红耳鹎。小区樟树里和乌鸫对唱的是它们，每天早上准时开嗓，在枝头迎送人们进出，比检查行程码的社区网格员还要尽责。甚至一个微信群里有人发上照片，说在她们公司门口，一个两边打通、上面有顶的半开放走廊里，有一对红耳鹎在门禁打卡器旁一株一人多高的绿箩里筑了巢。照片中，一只红耳鹎坐在细致的小窝里，身下露出几只雏鸟，略带紧张地盯着镜头。人类世界在不停漂荡涌动，它们却可以安然又悄然地，将生存织进人造之境的缝隙里。它们在城市中活着，就像词在句中活着那么恰如其分。
有一回，我因为行程码的问题，被保安拦在写字楼大门外。我有几份文件要签，有一个会要开，正着急，保安提醒：你不能上去，但你的同事可以下来。
于是，我请同事从楼上推了几把旋转椅下来，又借了保安用来登记的桌子，在写字楼大门外的人行道上摆开了架势，男来女往皆侧目而视，但无人驻足。我们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却又无法不觉得像是在表演一出近乎荒谬的露天即兴剧。然后我注意到，两只红耳鹎，或许就是那个周日的那两只，又出现在凤凰木上。同事觉察到我的走神，顺着我的视线望去，所有人都看到了那两只鸟。几秒钟的沉默后，大家都笑。有人轻轻问：那是什么鸟？我简单介绍。
一直背手从旁观看的保安插了一句：还好叫红耳鸟不是红码鸟哦。
没有人笑。
再后来，因为某些不可期但无比重要的际遇，我即将结束总跑深圳的生活，要远渡重洋，到休斯顿去呆三个月，进入新的人生阶段。最后一次从那幢写字楼出来，我心里浮动着离愁和沉郁，但抬起头的瞬间，也有了些期待和预感——果然，又见到了红耳鹎，甚至不仅两只，有四只红耳鹎，在绿化带里飞行、追逐、鸣叫，甚至偶尔落到咖啡座的椅背上。
它们短喙漆黑，面庞洁净，神情轻快，像这座滨海城市灵魂的缩影：年轻、热情、好奇，带着一丝不加掩饰的时髦感，永远鲜亮。让人觉得就算它们会抽烟，也是木村拓哉和松隆子初逢时在街边点火的那种清新姿态。它们身上的颜色，不也和木村那头深栗挑染的中长发类似么——我想起了小区里那些和它们视线交错的早晨，心里默默告别。我即将去一个见不到红耳鹎的陌生之地，遇见一些我尚未认识的朋友，拥抱新的秩序和机会。
1997 年《恋爱世纪》播出时，日本正困在经济泡沫破裂后的低潮里。但 90 年代的日剧黄金潮，却透过剧情，让人们对梦想、爱情与人际关系感到希望，去获得抚慰，抵抗某种无形的塌陷，哪怕是用今日看来略显笨拙和生硬的方式。例如《恋爱世纪》里有句台词：
「对人生有迷惘是件好事，人万一不再迷惘，那他的人生也不可能再有任何精彩的火花的。」
尽管有说教之嫌，人们仍愿为那份乐观所感动，就像《恋爱世纪》里，青年们终究能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与乐趣，投入地恋爱，认真对待自己的外表和内心感受。开场第一秒，大泷咏一所作的前奏 MIDI 弦乐响起，那种别致的世纪末惆怅，糅合了不得不与过去告别的忧伤，以及新时代即将开端的期待的乐观意蕴就弥漫开来，温柔而犹疑。这首歌，叫《幸福的结局》（幸せな結末）。
2013 年，大泷咏一因动脉瘤去世，葬礼上由细野晴臣、松本隆和铃木茂负责抬棺。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这四位好友曾组成乐队。虽然实际上的活动时间很短，但他们通过向西方摇滚中加入本土化的改编，再配上日语歌词，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音乐样式。
当初这支乐队的名字，叫「はっぴえんど」，也就是英文「Happy End」的日文平假名音译，也就是「幸福的结局」。用老套的说法，就像命运开了个玩笑。
红耳鹎的名字中也藏着「玩笑」。它的学名种加词 jocosus 源于拉丁语 iocosus，意为「欢乐的、爱开玩笑的」。iocosus 又来自 iocus——就是「玩笑」的意思，不是那种让人捧腹的滑稽，而是一种轻盈的语义偏离，是行走中转身的瞬间，是你以为会直达的未来，却半真半假地，又回到了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