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圣诞节总离不开红色？
有人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杰作，然而这答案过于简单。诚然，由上世纪 30 年代始，在把「白胡子红衣胖老头」形象镶嵌进了圣诞记忆一事上，可口可乐的广告居功至伟。但其实，19 世纪的欧洲插画与民间传说中，赤袍圣尼古拉斯的身影早已出现。
在基督教传统里，红色象征耶稣的宝血，献祭与恩典的双重意涵交织其中。更早的中世纪欧洲，冬季的门框上常悬挂冬青与槲寄生，在灰暗的季节里，那一抹鲜红象征着生命力的坚守，也寄托着春天将归的信念。
到了 20 世纪，印刷技术的革新和广告业的腾飞，让红色迅速成为商业设计的宠儿。尤其在彼时快速发展的美国，礼物上的红丝带，柜台里的红手袋，香烟盒的红盖子，嘴唇上的红唇膏，「红」不再仅是色彩，而是亮相，是宣告。红色在日益拥挤的城市角落热烈绽放，从梅西百货每年花样翻新的促销橱窗，到一个气球拴在街头孩子的手上，它召唤着注意，也积蓄着期盼。圣诞节作为消费社会里非比寻常的巅峰时刻，自然红得发紫。可口可乐的宣传，只是这「赤潮」中因风吹火、推波助澜的耀眼一笔。
而另一个常和圣诞节挂钩的红色物事，是主红雀（Cardinalis cardinalis）。
这个形象亦自美国发端——很自然，它本就是原生北美的鸟。临近年底，节日贺卡上常有一只只明艳活泼的主红雀。配套的还有各种家居用品：从餐垫到毛巾，由靠枕至海报，再到「圣诞丑毛衣」（ugly Christmas sweater）胸口，总能找到主红雀的身影。
主红雀是七个州的州鸟，是美国所有鸟中成为州鸟最多的一种。大家太喜欢它了，以至尽管位于西部的亚利桑那只有少量主红雀种群，可当地 NFL 球队还是借了它的魅力，叫做「亚利桑那红雀队」（Arizona Cardinals）。
但是，在几乎半个美国，你都见不到主红雀。它们主要集中在落基山脉以东。过去，它们的分布要更加狭窄，只生活在墨西哥湾北岸，比如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主红雀开始大举北拓。它们很快覆盖了纽约，再延伸至美国中北部的缅因州，甚至越过国界，到了荒凉的加拿大南部。
人类在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气候变暖令北方降雪减少，使主红雀能在没被积雪覆盖的地面觅食熬过寒冬。而城市郊区的扩张，又替它们创造了大片栖息地，后院花园里的灌木丛和喂鸟器成了它们的新餐桌。无意或有心地，人类成了它们最慷慨的合作者。
于是，主红雀不再是只属于南方的鸟。上世纪 80 年代，它们的名字被正式改为「Northern Cardinal」，就像在承认它们的新疆域。然而，若你在路易斯安那遇到一位当地人，提到这鸟，她/他可能还会用那个亲昵的小名：redbird。简单，还带着阳光和湿气。
但是，主红雀是如何成了圣诞节的代言人？
答案不仅是那火红的羽色，更体现在技术进步、文化变迁与生态意识的交汇之中。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照相制版、轮转式印刷机和铁路网络，催生了一种新的冬季仪式：节日贺卡。印刷业的进步和邮政系统的完善，让贺卡从少数人的雅玩，变成了美国大众的日常欢庆。1900 至1915 年间，美国甚至进入了被称作「明信片狂潮」（Postcard Mania）的时代，邮局里堆积如山的贺卡，穿过平原和峰峦，传递着千家万户的遥远问候。
在这样的潮流中，1910 年，贺曼公司（Hallmark）应运而生。如今，它仍然在美国贺卡市场占据主要份额。早期的贺卡——其实现在亦如是——通常是一片小小的纸上风景：雪轻云淡的田村乡野、繁灯点缀的城市街道、冬青枝桠间停息的红色鸟儿。红与绿的交替、雪与枝的静谧、灯与夜的融合，共同构成了节日图景，背后始终指向一个古老的愿望：在天寒地冻里，寻找彼此之间温暖的联系。
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初，另一股与自然相关的运动正在美国兴起。约翰·缪尔（John Muir）主导建立了国家公园制度，让人们发现，我们可以在占有、破坏与利用之外，还可能与自然重新建立更健康的关系。
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受同一思潮的影响，北美的鸟类学也迎来了新的阶段。
19 世纪，众多美国鸟类学家投身于对新物种的描述、分类和系统整理工作。譬若埃利奥特·库斯（Elliott Coues），他编写的《北美鸟类检索表》（ Key to North American Birds），对推动鸟类分类学发展贡献巨大。
而在 20 世纪，美国的鸟类学研究重点渐移至生态学和行为学领域，关注鸟类与环境的关系、迁徙规律、繁殖行为等。奥杜邦协会从抵制使用鸟羽装饰起步，也开始了公民科学的环志和鸟调活动，例如圣诞节鸟类调查(Christmas Bird Count)，让更多人走到户外，用望远镜代替猎枪去和鸟打交道。
1916 年，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签订了《美加候鸟保护公约》，这是最早的鸟类保护国际公约。1918 年，《候鸟协定法案》在美国施行。这些成功，很大程度是基于自然观念的转变，以及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的绘画和研究，已然使许多人逐步认识并沉迷于鸟类的丰富和美丽，印刷与出版的繁荣，更是将这些信息传播得更广。杂志、科普读物普及，用更清晰的准确图像，让公众得以了解并欣赏那些身边的生命——其中当然包括主红雀。
1930 年代后，贺曼公司开始频繁将主红雀和旅鸫等美国人熟悉的鸟种融入圣诞贺卡的平面设计。这些鸟儿栖息在雪覆枝头，红羽灿然，与圣诞的融融氛围交相呼应。它们不仅带来了寒冬旷野的气息，也折射出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想象与眷恋。「红鸟」成了节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是视觉点缀，亦是情感寄托，让人们在圣诞的纷纷喧嚣里，还能与风里的鸣啭同唱一首悠长的歌。
历史上，美国东部和中部是最先兴起的地带。那里人口密集，商业发达，媒体、出版、艺术行业也集中。这些地区强势的文化话语权，让主红雀的形象逐渐脱离了它的地理根源。印刷机将它的朱羽印在成千上万张贺卡上，随着邮车和商船，来到西部的人们手中。收件人们从未目睹过这种鸟，但看到纸上的它，便知道祝福和团聚就在眼前。
从普通红鸟变成圣诞象征，这是一个我们如何赋予自然以意义，并用这些意义去连接彼此的故事。这文化渗透的过程，不仅关于主红雀，也构成了美国现代视觉史的一小部分。它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展示出审美叙事如何跨越距离、凝聚记忆，最终化作节日里无处不在的元素。主红雀在茫茫雪地中耀眼飞舞，是共享的意象，无需言语，便能神思相至，心照不宣。
那么，若要在中国找「圣诞鸟」，会是什么呢？
仅凭颜色，大概是酒红朱雀（Carpodacus vinaceus）和火尾绿鹛（Myzornis pyrrhoura）这对搭配，但它们离多数人的生活太过遥远。而若要选出最能代表「欢喜过大年」氛围的，我觉得应该是太平鸟（Bombycilla garrulus）和小太平鸟（Bombycilla japonica）。它们是冬候鸟，代表年头年尾的时节，分布一偏南一偏北，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有机会遇到。而且，很重要的是，它们的名字相当吉祥讨喜。
大小太平鸟，中国早称「十二黄」或「十二红」。何故得名「太平」，似乎不可考。然无论中西，好像都认定它身上笼罩着神秘色彩，漂浮在自然与奇迹的交界处——在一千多年里，欧洲人都相信，这种温驯美艳、冠羽扬起的鸟儿拥有与黑暗对抗的力量——它们的羽毛能够在夜晚发出光芒。
古罗马《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的作者普林尼（Pliny）曾记载，在幽深林间，太平鸟的羽毛会「像火焰般闪耀」。另一位古罗马学者索利努斯（Solinus）更添细节，称在晚间出行时，关在笼子里的太平鸟甚至可以照亮前路。
一直要到 16 世纪末文艺复兴时期，鸟类学的开山祖师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ysses Aldrovandi）才对此提出了认真的质疑。在他那部共十二卷的《鸟类学》（Ornithologiae）中，阿尔德罗万迪说，太平鸟确实很美，但绝对不会发光。
他的证据来自一次朴素又漫长的实验——「将近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写道，「我把一只太平鸟养在家里，整夜都观察它。」但是，这只鸟没有散发任何光芒。
当下，再没人相信这个古老传说。可这丝毫不妨碍四处游荡的太平鸟为鸟人们带来快乐——就像节日本身。我们热衷节日，很大程度上，皆以它们会在人情稀薄、利益拥挤的黯淡庸常里，带来一丝闪亮。或许，我们对节日和太平鸟怀有同样的爱。它们都不会发光，却能在某些瞬间，让人感受到光的存在。光芒也许并非来自鸟儿本身，而是来自我们注视它们时生出的感觉——一种宁静的喜悦，让人重新相信生活中仍然有奇迹的希望。
前年冬天，在上海闵行文化公园里，来了十只左右的小太平鸟，傍晚会在一棵栾树上出现。
这些鸟儿漂亮得让人移不开眼。肉桂色的羽冠后梳，下眼睑画着细细的亮白色眼影，浅棕的肩背腰腹看起来是圆柔滑润的质感，像是沾满粉底液的美妆蛋；每根尾羽末端都有着规则的半圆形红斑，「十二红」即由此而来。而它的英文名「waxwing」所指之「蜡翅」——只要注意观察，就能看到它们次级飞羽的羽尖上仿佛滴滴红蜡凝固，闪着奇异的光泽。小太平鸟的鸣叫是极细微的颤音，软和得像一阵轻尘，只有特别留心，才能捕捉到那小小的振动。
那段时间，许多鸟人闻讯赶来，在朔风里等在栾树下，长焦镜头对准了这群冬日访客。她/他们安静地站着，目光追随小太平鸟的飞起与停落。偶尔，也会有几句低声交谈。
我听到一位爷叔叹口气，对身边人说：
「拍了这只太平鸟，争取明年能太平一点。」
那人纠正他：「这是小太平鸟。」
爷叔想了想，点点头：「哦。个么，稍微太平一点，也好的嘛。」
然后他笑了一下，就像小太平鸟的鸣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却留下一点点温柔，像冬天黄昏的光。这群小太平鸟的出现，似乎也不仅是一次偶然的漂泊，亦是一场无声祈祷，像被压低了嗓子的悄然祝福：
愿所有人，哪怕只是稍微，都能太平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