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我想到的是上海南汇那几只普通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
七月初，我和王珊顶着烈日，慢慢走过东日湿地的池塘边。阳光明亮到将池塘和我们照得几乎透明，连水中央那些混凝土电线杆都显得刺眼而滚烫。一根电线杆顶部是这里的老住客鹗，其他三四根上，停了几只普通鸬鹚。
我一直以为普通鸬鹚在上海是冬候鸟，正如大多数图鉴上所写的那样。然而，翻阅国际鸟盟的数据库，却发现它被列为上海的留鸟。这说法有误吧？显然大多数普通鸬鹚都是在秋天迁徙而至，春天离开，飞往东北的繁殖地。我擦着汗想——拖到现在，这都入夏了还没走？
回到家，导出照片细细端详。它们的羽毛少了成鸟那种油亮的光泽，是带着黑色边缘的深棕，胸腹羽毛的基部透着白色，勾勒出一片斑驳纹理。这是第二基本羽（Basic II Plumage）阶段的特征。这意味着，它们还不到两岁，尚未成熟，一边向成年的稳定靠近，一边还残留着柔软和不完整。
这些少数派的不迁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反正即使飞往北方，也难以进入繁殖的节奏——普通鸬鹚在迁徙之前就已基本完成了配对，而这些「青春期」的个体，注定无人问津，同类的目光不会聚焦在它们身上。与其做无用的长途跋涉，不如选择在这里安稳度夏，等待秋天的到来和种群再次回归，将它们重新纳入那熟悉的秩序中。
七月，大概是这些「惨绿少年」最悠闲的时光。既不用耗费能量换羽，也没有繁殖的负担，更无须为迁徙的消耗储备脂肪。唯一的不足，大概就是上海的溽暑比不上东北的清凉，但它们貌似并不在意，只是懒散地抖动着喉咙散热，一副不知愁滋味的模样，若是人，大概会是「溪头卧剥莲蓬」那种耍无赖的惬意。
我见过距离最近的普通鸬鹚，是在一个意料之外的场合——广西北海街边的人行道上。三只鸬鹚跗跖上栓了绳索，站在低矮围栏边的水泥地上，似乎也无人照料，黑色身影在满地污糟的白色粪迹里显得尤为醒目。它们站在路边，显得拘谨甚至笨拙，好像是从什么遥远的湖面走失，迷途到了这个嘈杂之地。
街道另一侧的市场喧闹不已，小贩的吆喝、金属砸地的声响，以及混杂着海鲜腥味的空气，一切都昭示着人类生活的繁忙与实用主义。而鸬鹚站在人行道上，疲惫而冷漠，像是被挤压进这个世界的边缘——一个为人类的需求出现，却未曾真正属于这里的存在。它们沉默着，目光低垂，既不抗拒也不顺从，偶尔低头用喙轻触地面，似乎在试图理解这种不属于它们的环境。
我小心地蹲下——它们对于我的接近显得木然，并无太多反应。我仔细观察它们的那些身体细节：边缘光滑的微张的喙、喉囊裸露皮肤基部的黄色角质、鼻孔愈合的痕迹、铅灰色的喙尖、翡翠般的虹膜，头部颜色杂乱，正在要变成纯白的繁殖羽。
人类与这种鸟类曾有过的合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一种对自然的理解与利用的平衡。但现在，它们被困在这里，大概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娱乐——也许是旅游表演，也许是文化展示的道具。在大众文化里，渔翁、竹排、鸬鹚的画面常被呈现得诗意盎然——例如，我记得一篇描写桂林山水的小学课文里，便有关于鸬鹚捕鱼的抒情段落。
不独中国，日本岐阜长良川也有燃起渔火，用鸬鹚夜获香鱼的传统，带有鸬鹚咬痕的香鱼更是高级的象征。然而，这些鸬鹚基本上都来自野外捕捉——普通鸬鹚的繁殖需要特定的环境，比如高大的树木或悬崖，人工条件难以完全复制这样的生态要求。野捕鸬鹚时，通常会选择幼鸟或亚成鸟，因为它们更容易被驯化。
确实，鸬鹚是一种极其擅长捕鱼的鸟。不仅在独自觅食时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精准与敏捷，鸬鹚属（Phalacrocorax spp.）的鸟类，还能展现出复杂的集体协作——主要分为履带式和围旋式两种。履带式觅食通常出现在沿岸的浅水区域，而围旋式觅食则多见于更为开阔的深水地带，尤其是在退潮时依旧会被淹没的广阔海域。
履带式觅食（wheeling foraging）最早由澳大利亚鸟类学者多米尼克·瑟文蒂（Dominic Serventy）描述。1939 年，他在研究小黑鸬鹚（Phalacrocorax sulcirostris）时发现，鸬鹚群体会沿着线性方向前行，前排个体潜水捕食，而后排完成进食的，则腾空飞越到最前端接替，整个队伍如同一条缓缓推进的履带。
围旋式觅食（whirling foraging）的场面则更具戏剧性。这一策略最早由美国海鸟学家罗伯特·墨菲（Robert Cushman Murphy）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观察并记录。他研究了南美鸬鹚（Phalacrocorax bougainvillii）的行为，发现它们在鱼群周围形成一个旋转的圆环。外围的鸬鹚拍打水面或低空飞行，构成动态的包围网，将鱼群驱赶并集中于环的中央，而环内的个体则潜入水中捕捉猎物。
有几个清晨，我曾经流连在深圳湾岸边，观察过成千上万普通鸬鹚同时捕鱼的行动，成功印证了这两种集体协作方式的存在。这些鸬鹚大部分夜栖在香港米埔的红树林里。黑色的羽翼在朝阳里展开，它们从夜晚的帷幕中滑出，陆续起飞，先在附近的水面盘旋泅浮，形成小股集合，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散漫逐渐凝聚成一种目的明确的秩序——它们一波波排成平行的线列，往深圳湾公路大桥以东的海面觅食。
上万只鸬鹚的身影铺展开来。它们极其贴近海面，甚至不到一米，仿佛每次双翼振动都在与波浪同步。与陆地上相比，它们在水域上的飞行速度明显放缓，许是为了保持编队完整，也像是在为接下来的捕猎蓄积能量。然后，便是水面上的骚动、翻腾，日复一日。
台湾的鸟类学家通过分析夜栖地食丸和解剖死亡个体的胃内容物，发现鲻科稚鱼在金门的冬季洄游，为那里的普通鸬鹚种群提供了充沛的食物。而深圳湾的情况与此类似——这里同样拥有大量的鲻科鱼群，为鸬鹚们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源。或许正是这种季节性的丰盈，使得普通鸬鹚年复一年选择此处，作为越冬的重要栖息地。
但是，鸬鹚高效的捕鱼能力，尤其是对幼鱼和经济价值较高物种的捕食，也使得渔业从业者将其视为威胁。在世界许多地方，消灭鸬鹚的行动便在这般背景下展开。而扑杀的方式本身，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意志展示。射杀是最常见的手段。枪火在黎明的寂静中响起，将聚集在栖息地的鸬鹚驱散、摧毁，扭曲的尸体漂浮在水面。在繁殖季节，目标则转向了巢穴和卵。政府部门会派人，要么渔民自己涉入浅水，用长杆将巢穴捣毁，或者爬上树梢，用玉米油涂抹鸬鹚蛋的表面，切断胚胎的氧气供给。这招的聪明之处在于，直接毁巢，鸬鹚还会重建，但若是在蛋上涂油，它们将继续孵卵，直到有一天发现这是徒劳无功的努力，然而繁殖季已经过去。
这一切，看似是一场保卫渔民生计的战斗，但其实更像是人类对自然控制欲的宣泄。支持者们认为，鸬鹚的存在威胁了渔业资源。它们捕食大量鱼类，让养殖鱼塘和内陆湖泊的收益大打折扣。然而，这样的主张往往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鸬鹚究竟对鱼类种群有多大影响？减少鸬鹚的数量是否真的能显著改善渔业？批评者指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充满不确定性，然而这种不确定性，却被急于采取行动的人们轻易地忽视了。
这一冲突在欧洲尤为显著。上世纪中后期以来，鸬鹚种群显著，引发了渔业从业者与政府机构的紧张对峙。管理部门屈从于压力，采取一系列减少鸬鹚数量的措施。类似的场景也在北美上演。角鸬鹚（Nannopterum auritum）种群的恢复曾被视为生态保育成功的典范，但它们随之而来的数量膨胀却引发了争议。渔民的愤怒、政府的妥协、科学家的理论，交织成了一场漫长而难以和解的纠葛。
在中国，还没有组织过针对鸬鹚的大规模杀灭行动。每年，普通鸬鹚的身影还是会在季节之间流动，掠过南山区摩天楼群的玻璃幕墙，映入许多上班族们在日常之余，稍稍抬起头的视线里。
但很少人知道，在距此不远的惠州巽寮湾，还有一个极小的绿背鸬鹚（Phalacrocorax capillatus）种群。我在夏天出海时看到过，寥寥数只。它们的存在令人困惑。绿背鸬鹚的繁殖地，最南边的记录在山东半岛，纬度要比深圳高得多——特意来广东进行夏季繁殖，似乎不可能。
或者，是如同南汇那几位，越冬种群的未成熟个体不参与春迁？这猜测好像更合理，虽然绿背鸬鹚的迁徙范围并不覆盖到华南。
如果是后者，那么从秋季开始，巽寮湾应该会出现更多的绿背鸬鹚。然而当我向鸟友老鲤鱼求证时，他却说，从未见过这些鸬鹚的大规模聚集，一直仅有这几只。
有趣——这一小队绿背鸬鹚似乎挣脱了原本种群和迁徙网络的约束，选择停留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孤立的微型留鸟种群。这是偶然的偏离，还是一种未被完全理解的适应？如果它们能发展壮大，那么假以时日，深圳湾的鸬鹚生态，也许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说了那么多鸬鹚，究竟和拖稿有什么关系？人在拖稿时，就像是在南汇度夏的那些鸬鹚，总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文章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打磨；或者，缺乏足够按时交稿——迁徙繁殖——的动力，不如懒散度日，静待灵感来临。就像我此刻，泡起一杯热腾腾的椴树花茶，虽然比起普鲁斯特少了玛德琳蛋糕，但依然打开 Simplenote，面对空白文档，期望能写下些什么值得各位时间的鸟文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