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之庭院高于九天，吾着木屐而入，冒犯神域，吾却不曾畏惧，正为折下御园之花而来。不止如此，吾也凭此双眼，得以真真切切地窥见，神明午睡之时的完美睡颜。」——太宰治《二十世纪旗手》
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是个奇人。例如，他否认自然的存在。
或者说，他否认了我们一直在叙说的那个「自然」。他认为，「自然」是一个文化建构，是人类为了自我安慰而创造的伪概念。我们将自然设想为一个遥远的他者，一个我们可以欣赏、接近甚至保护的对象，但事实上，这种划分从开始便是虚假而割裂的。我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每次呼吸、每个动作都与大气、河流、森林、塑料垃圾和放射性废料交织融会。自然不是一个神圣彼岸，而是粘附在我们生活中每处细节的存在。莫顿将之称为「粘性」（viscosity）——一种无法摆脱、时刻缠绕我们的现实。
「粘性」是莫顿创造的「超物体」（hyperobjects）这一概念的特征之一。他用这个词描述那些超越人类时空尺度、却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现象。这些超物体以一种巨大的、不容忽视的方式存在着，但它们又超出了我们的直接感知。例如，我们无法真正「看见」气候变化，但却能感受到它的后果；我们无法触摸晚期资本主义，但却活在它的网络中。超物体是一种无边无界的存在，它们的影响是弥散的、复杂的，它们拒绝被简单地描述或解决。面对超物体，我们不再是主导者，而只是众多关联中的一个节点。
这倒是蛮像鸟的。「看！那有一只鸟」——这些生灵可能比它们表面上的轻巧更为深沉。它们不仅是林间的啼啭或街边蹦跳的小球，更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一种超物体，无处不在、难以完全感知，但深刻地影响着所有人。
清晨，当我们听到窗外喜鹊叽喳，它们的存在就显现为一种粘性。无论城市如何扩展，工业化怎么推进，鸟类的踪迹总是顽强存在。麻雀蹲伏在南京东路的电线上，珠颈斑鸠在天通苑阳台的花盆里筑巢，家燕从港珠澳大桥下掠过。这些身影既在我们之中，又超越我们，轻易地滑入我们的日常。但是，当你视角边缘里，一只世纪公园里的翠鸟突然向镜天湖面俯冲而下，那抹湛蓝闪光如同某种超自然现象——它的存在，不仅带来生机勃勃的欣喜，更提醒了生态的脆弱，因为一片干涸的河床便足以切断它和许多生物的食物链。人类的活动，却总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影响着它们的未来。
莫顿的超物体具有「非局部性」，这亦是鸟类作为超物体的另一层显现。表面上看，每一只鸟都轻盈得似乎可以被风托起，但鸟群整体却构成了地球上最庞大的生态网络之一。它们几乎在每个角落栖息，从极地到热带，从高山到平原。每一只鸟都承载着自身生存的意义，但它们彼此相连，共同构成了一个跨越种群的动态网络。候鸟的迁徙路线像无形的丝线，连接起不同的大陆、海洋和气候带，将地球缝合成一幅完整的生态图景。
就像冯孟婕在《迁徙。如此迷人》里写的：
史蒂芬‧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说时间在大爆炸以前是静止的，这或许也是大爆炸理论深具魅力的原因之一。时间开始流动也带动了空间的流动，就如黑腹滨鹬群的流动带动了人意念的流动，滩涂、海洋、鱼塭、苔原以及没有黑夜的夏夜，所有线上的点都会因翅膀的震动而共振起来。
鸟类与时间的关系也让它们符合超物体的特征。《清宫鸟谱》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部珍贵的手稿不仅是一部关于鸟类的绘图集，更是时间本身的档案。
《清宫鸟谱》中描绘的每一只鸟，无论是太平鸟、鹊鸲还是红嘴蓝鹊，都是跨越百年的存在，它们在纸上栩栩如生，却也将清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的观察方式封存其中。透过这些画作，我们不仅看到了鸟类的形态，更窥见了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并诠释自然。想象一只鸟，从画册的笔墨中跃出，飞入今天的天空——它的身影不仅是生物学的对象，更是文化记忆的化身。它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像一种流动的诗意，将时光折叠在它的翅膀下。
另一种鸟类，大鸨，因为传统上对它的误解而莫名背上奇怪的名声。现今大鸨在中国的越冬地只剩北方的寥寥几处，合计不足百只。但根据记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江苏高邮便有大鸨越冬，且数量庞大：
大官滩的地势较高，滩面较大，水草丰富，是四面环水的干滩。平时很少有人进入。故此地常有一、二十个鸨群在此栖息，每群有 20-50 只，多的可达二百余只，小群亦有四、五只。个别活动的极为罕见。
它们的栖息地不断被破坏，种群数量一再减少，如今已然濒危。鸟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穿越了漫长时间，在不断变化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生存。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在不断思考，能为它们做些什么，但是正如莫顿所言，超物体「无法被单一视角捕捉」——鸟类的行为和习性总是带着一层神秘——它们的迁徙如何精确导航？它们的歌声如何传递意义？它们如何成为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只能管窥蠡测，以偏概全。我们试图理解鸟类，试图保护它们，但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它们的命运——当然，我们也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当初的大官滩，现在成了「湖上花海」景区，种了铺天盖地的油菜。景区的宣传语里说，「自由与奋斗的花儿告诉我们：加油，你想要的都会有。」
莫顿笔下的「相互作用性」在鸟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只雨燕的飞行不仅是个体的行为，它还在与空气、昆虫甚至地磁场相互交织。雨燕几乎一生都在空中度过，它们在高空中捕食昆虫，繁衍生息，甚至在飞行中小憩。它们与空气流动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气候的轻微变化都能影响它们的迁徙路线和生存状况。犀鸟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它们巨大而艳丽的喙是传播种子的工具。研究表明，犀鸟能够传播超过 471 种植物的种子，涵盖 84 个科——鸟类的存在，是整个生态系统的纽带。
这让我想起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她的作品被称为「人声拼贴」——在她的书写里，那些巨大历史事件的阴影下，无数微小的个体声音被悉心拾起，彼此交织，形成了一种既细腻又深刻的合唱。这些声音——挣扎的、绝望的、渴望的——带着不可替代的真切与脆弱，将个人意义嵌入历史纹理中，让人读来如同翻阅一部用血肉骨骼连接起的史诗。
但是，正如超物体本身难以被完全理解，鸟类的危机也超越了我们的直接感知。一片湿地的消失意味着数十种候鸟的停歇点被褫夺，一片森林的砍伐便会切断许多鹦鹉的觅食之路。可是这些改变往往发生在遥远之地，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鸟类的生存，我们却难以察觉。
而恰恰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鸟作为超物体的意义尤为突出。它们的存在不仅是生态现象，也是一面文化的镜子。它们的歌声被编织进了诗篇，它们的飞翔激发了我们的神话和梦想。而当它们的数量减少，栖息地被破坏时，我们也在失去一种关于自然的共同语言。莫顿的理论再再提醒，这种失落并非仅存局部，而是全球规模的。每一只鸟的鸣声消失，都在某处生态网络中留下了一个空缺。
鸟是一种独特的超物体。在一个满是超物体的世界里，鸟或许是最接近我们心灵的那一种。它们连接了我们与更广阔的生态系统；它们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它们的鸣唱，是对人类世界的提醒，也是对自然世界的见证。它们难以被完全理解，却时刻与我们相关。就像莫顿所言，超物体的意义不仅在于物质性，更在于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以更深刻敏感的思考，去重建人类生活与这个蓝色星球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