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之城

双层巴士靠左驶上跨海大桥，经过接缝时，轮胎传来轻轻的震颤。斜阳西照，海面被风乱揉成粼粼碎金。光线泛动之上，水气与尘埃一同升起。

遥遥地，我望见海面蚝排上有人穿着明黄色的胶鞋走动，伸一根长柄入水，不知在搅弄着什么。近年广东省在深圳湾推行禁渔，不准一切捕捞和养殖，但香港的「后海湾」并不受此限制。所以，一旦海面上出现了连绵不断的蚝排，那便说明你已经跨过了粤港水域的分野——制度的边界，被以一种可视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车厢里一直有嗡嗡的对话流动。国庆假期，又逢中秋，想必各人各有期待。我靠在座位上，眯起眼睛，想着自己去香港的缘由。以往，或因公办事，或是为了看展览或电影，但是，这次的目标很特别。

这次，我希望在寒冬到来之前，收集到一块属于秋天的隐秘碎片。

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

✻✻✻

香港。

第一次留心这个地名，是在歌里。

那时不知道艾敬，只觉得这句唱得逗趣。1997 年的三年级暑假，除了作业，老师还发了本小册子，叫《话说香港》，纸张粗糙，字迹发灰，末尾还讨嫌地附一套「香港知识竞赛」考题。但里面描述的香港种种，依然能轻易让一个小城少年感到新鲜和讶异：地铁、隧道、渡轮、海洋公园、摩天大楼，还有个「生猛」的词——「超级市场」。

那个夏天从一场仪式开始。6 月 30 日深夜，电视上直播着回归典礼，我在的绍兴和屏幕里的香港一样下着雨。屏幕前的我困倦无比，但却有着额外的一分期待——7 月中，我就独自坐飞机，去拜访了在深圳做生意的姨妈。黄田机场出口的接客人群里，姨妈打扮入时，挥着一束花，像在欢迎大明星。

送我出来的乘务员也笑了。我穿着「无人陪伴儿童」的红马甲，有些害羞，紧紧抓着口袋里的一个小铁罐，盖子上用剪刀戳了透气孔，里面是只喙基奶黄的小麻雀。

现在我知道如何更妥当地处理刚出巢的幼鸟，但当时我遇到这在地上扑腾的小家伙，便捡回了家，又执拗地带到了深圳。我已经想不起是怎么怀揣一只活鸟上的飞机。九十年代的世界，似乎总能容忍一些无法解释的奇事。

到姨妈家的第一要务，是喂小麻雀吃点米粒——我甚至在飞机上都偷偷这么做了，它就那样安静乖巧地蜷缩着。

但这次，盖子甫一打开，它便倏地飞腾而出，于我讶然的目光中，在客厅巡了一圈，轻而易举又顺理成章似地，穿过阳台上开着的窗，消失在小区树影间，仿佛它从来便明白该往哪里去，像是流亡者一路忍耐，好不容易到达终点，狂喜难耐，以至于无告而别。

那个暑假，我见识了无数新鲜事物：翡翠台、麦当劳、三文鱼、游艺厅、「叹世界」——姨妈说，是「享受世界」的意思，大概人太舒服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叹息……深圳如此，那么香港呢？可惜我没法去香港，连中英街都不行。我能到达的离香港最近之处，只有罗湖口岸。

姨妈带我去了那里。那飞檐翘角的红瓦建筑对称而巨大，像一座虎着脸的城堡，令人生畏。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口岸」这个词：它是口，是岸，既是通道，也是门槛。而那白墙和半埋式的粉红圆柱，又让我想到热狗——另一样我在深圳的新体验。

人流如潮，从四面推涌过来。各种方言口音的对话和吆喝交织成一片沸腾声浪，让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滚油里不断翻动的炸云吞。就在那喧闹中，一小群麻雀轻轻叫着，从我头上掠过。我目送它们敏捷地画着曲线的轨迹，飞向口岸大厦楼顶的「深圳」二字。

那只我带来的小麻雀，它会不会也飞到这里，飞到这城堡的后面？然后飞得更远、再远，越来越远？

后来，我在杂志上读到过艾敬第一次去香港的感受：

以及，

✻✻✻

「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是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名言——而中西区素来是这句话的彻底反面。皇后大道上，车与车之间保持着最小的间隙；上环旧街市的骑楼深处，粤语、潮汕话、客家话、普通话、英语、印地语和他加禄语在空气里交缠摩擦；半山扶梯旁，茶餐厅开开关关的玻璃门上，永远沾着鸳鸯奶茶蒸腾的热气与食客指尖的油痕。

然而，哪怕在这一带日日通勤的白领也未必知道，在这座城市最密不透风的心脏地带，就在高耸的中银大厦、汇丰银行香港总行和长江集团中心附近的香港公园里，有着另一种「香港」。

离晚饭还有些时候，我在酒店办完入住，踱出门散步，路过香港公园，拐了进去。

像被一层无形的布盖住，街声喧嚣退成了遥远涛声般的低语。顺着那标志性的鸣叫，我没怎么费力，便找到了一对小葵花凤头鹦鹉（Cacatua sulphurea）。它们通身白羽，双眼如墨，最引人注目的，是头顶那簇羽冠。一旦受到惊扰、好奇或是兴奋时，羽冠便会展开，十几根又鲜又柔的羽毛全部竖起，形成一个韭黄色的漂亮扇形。

我坐到被晒得发烫的长椅上，看它俩略显笨拙地在榕树上走动，挑掇刚刚成熟的榕果，又落到芒果树上——殖民时期驻港的印度士兵与社群，曾在军营与工作地点周边播下芒果。今日香港城中的芒果老树，多与这段历史有关——神旺气足地张望，用钩状黑喙的尖端理羽，不时振翅飞起，在树冠上方的空中，在无数玻璃幕墙之间，发出一串串粗粝响亮的呼啸。

它们身旁的枝上，还停着本地原生的黑领椋鸟和珠颈斑鸠，让这一幕多了点「华洋杂处」的味道——这些鹦鹉本属于更南方的世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与爪哇岛。那里雨林与耕地交错，从海岸缓缓上升到丘陵山冈。长久以来，小葵花凤头鹦鹉在这些岛屿上结群生活，直到人类的目光把它们锁定。

占有欲和利润让它们成了货物。它们被成批地捉走，塞进铁笼，然后是船舱、市场，以及世界各地的客厅。一两个世纪的宠物贸易，让这种鸟从常见滑落到稀有，种群急剧萎缩，全球野外数量只有 2000 只左右，与大熊猫相仿。

或许因为外表符合人的审美，以及能够口出人言，鹦鹉作为动物伴侣的历史十分悠久——据说，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印度-波斯寓言集《五卷书》（Pañca-tantra）里便有一只家养的鹦鹉——这也让它们成了鸟类中生存最受威胁的类群之一。启发了 2011 年动画电影《里约大冒险》（Rio）的小蓝金刚鹦鹉（Cyanopsitta spixii），在片子上映不到十年后，被宣布野外灭绝。澳大利亚鸟类学家约瑟夫·福绍（Joseph Forshaw）甚至编写过一本厚厚的图鉴，标题就是《已经灭绝和正在灭绝的鹦鹉》（Vanished and Vanishing Parrots）。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将小葵花凤头鹦鹉迫向濒危的宠物贸易，也在异乡为它们开出一条微弱的生路。

关于这些鸟如何来到香港的街头，有个被反复提及的故事：1941 年，在香港被日军攻陷前，时任港督杨慕琪（Mark Aitchison Young）把府内饲养的各种鹦鹉全数释放。敌阵逼近，炮声隆隆，鸟笼里的生命被骤然推向天空，像一场仓促的赦免或祈祷，也像是一则揭橥自由永存的寓言。

香港观鸟会编写的《香港及华南鸟类》中，也引述了这个说法。但很可惜，这几乎肯定只是都市传说。

这个说法之所以能流传，也许是因为它太像真相——在香港，小葵花凤头鹦鹉主要活动在中环，就在现为茶具文物馆的驻港英军司令官邸，和现为香港礼宾府的香港总督府的左近。

但是，更可靠的鸟类学记载指出，首个小葵花凤头鹦鹉的目击报告，要到 1960 年左右才出现。现存的小葵花凤头鹦鹉，大部分是在八十年代野生动物买卖最盛时被输入到香港的——1979 年，光从中国内地进口到香港的笼养鸟，就有 54 万只，更何况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物种——事实上，香港曾是亚洲野生动物贸易最关键的节点之一。

人们喜欢小葵花凤头鹦鹉的外貌和学舌，愿意为此付出高价。但它们对于家庭环境来说过于吵闹，而且性格难驯，寿命甚至可能长过饲主，实在不适合作为宠物。在那段时间里，肯定有不少鹦鹉逃出樊笼，或是被主人中途弃养。虽然宠物鸟一般无法在野外存活，但在这东方之珠的闹市区里，小葵花凤头鹦鹉竟然找到了延续生命的方式，甚至建立了一个举足轻重的种群。

然而，这种鹦鹉特别依赖大型树洞来筑巢产卵——这在雨林里并不难找，可在香港却是罕见之物。就算少数存在一些，也常会被台风摧毁，或者被管理绿化的市政部门迅速清理，因为中空的树干容易倒折，存在安全隐患。

所以，在香港，小葵花凤头鹦鹉的成功繁殖记录比它们本身还要稀有。虽然它们的规模已经增至大约 200 只，占据现存总数的十分之一，可数量的增长，应该来自不断有新的鹦鹉逃脱或被放生。

不管怎么说，若印尼的盗猎仍得不到控制——尽管法律禁止，但雅加达的普拉穆卡市场里，一天可以交易超过两万只捕自野外的鸟。我在一个视频里甚至看到，和小葵花鹦鹉同属极危物种的长冠八哥（Leucopsar rothschildi），只需不到两千人民币便能买到——那么香港，可能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避难所。

那些受到人类喜爱的特性：活泼、聪明、模仿、善于社交，也让小凤头葵花鹦鹉能更好地适应城市这样一个非原生、非理想的受限环境，并将生存技能互相传授。例如，到了春节，香港人喜欢在家里摆一盆果实累累的「年桔」讨彩头。而中西区附近居民的阳台上若是出现这样的美味，便可能会招惹成群结队的小凤头葵花鹦鹉前来搜掠，成为新年一景。

在香港，这些鸟会永远带着「逃逸宠物」的身份，被计进「引入物种」的名录。这些鸟没有主人，却也不算「野生动物」。从生态意义的角度来看，它们和流浪猫狗差不多——不过，在香港这样一座有着悠久移民传统的城市里，谁才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呢？或许，这里的人与鸟，都在流动与漂泊中，不断重塑着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归属。

小凤头葵花鹦鹉的寿命，可以长达八十年。虽然理性上不同意，但我特别愿意相信，如果那传说是真的，那么理论上，如今香港的小葵花凤头鹦鹉中，或许还存在着亲历过当年战事的老寿星。

夜色降临，路灯仿佛迫不及待般亮起。我决定找一家餐馆吃饭。穿街走巷间，我想象一只白衣飘袂、头绽黄花的大鹦鹉，从赤道岛屿来到香港，又在殖民官邸的窗台起飞，飞过日军司令部和赤柱集中营，飞过被盟军错炸的医院和球场，飞过战后重建和经济崛起，飞过艾敬唱过的 1997，落在香港公园的榕树上。

要是它抬起头，就会和我一样，看到喜茶和瑞幸咖啡门口的长队，以及全港路灯柱上挂着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6 周年」和「Celebrating the 76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双语刀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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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时期的拉丁语文法家罗伯特·惠特灵顿（Robert Whittington），曾经这样评论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我琢磨过好久，最后试着译成这样：「莫尔者，天资颖慧，学识卓绝，德行之美，举世无双。其性温而不卑，和而不亢，遇事或谐趣风流，或端严持重，皆能因时而宜，应物而化。夫世间人物之多，然若莫尔者，真可谓『a man for all seasons』矣。」

托马斯·莫尔是英国大法官，在朝堂上能与国王论道，也能写出《乌托邦》，描绘理想社会的图景。惠特灵顿的原文是拉丁文，omnibus omnium horarum homo，直译为「一个对所有人、所有时间都适用的人」，指的是莫尔拥有多样才能，能够应对各种环境和挑战。

会找出这段四百年前的话，是因为一篇 2004 年的旧文。文中说，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中心里有一块纪念匾，上书「A Man for All Seasons」。我好奇，遂查了此话出处。

而那块匾纪念的对象更令人好奇。他名叫香乐思（Geoffrey Herklots）。

这个汉名，是作家叶灵凤的手笔。纪念匾上的中英文头衔写得明白：「生物学家及香港首位自然主义者，鸟类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对应的是 naturalist，更普遍的翻译是「博物学家」——一个介于科学家与诗人之间，以观察为业、以理解为志的称谓。

1928年，香乐思加入香港大学。当时港大只教医学、工程学及文学，生物学属于医学预科基础课程的一部分。他推进了生物学课程的独立，主张在香港和华南地区建立基于本地自然的生物学教育。在他的努力下，香港大学理学院于 1939 年成立。

校园之外，香乐思把吉尔伯特·怀特以来的观察传统带到一片崭新的世界，几乎凭一己之力创办了《香港博物学家》（The Hong Kong Naturalist）杂志，为自己热爱的世界建起一个纸页间的栖息地。他写植物、写鸟兽，那些文字里的蝶翅、叶脉、苔痕与鸟羽，如今仍在港大图书馆的数字档案中闪着光。

1941 年，战争打断了一切。但香乐思以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学问，在赤柱集中营里开拓菜园，食蛎壳补钙，辨认浆果，甚至还用饼干罐养起三条小蛇，其中之一名唤 Baby Dojo。我后来才明白这算是对战争的嘲讽——Dojo，指的是「东条」。

二战后，英国意欲退出远东，有人认为港大只做教学不做科研，不如顺势关闭了事。港府请来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作评。李约瑟认为，港大在海洋生物学研究方面与国际接轨——而这一基础正是由香乐思奠定的。据此意见，英国政府决定续办港大。我的鸟友何雨珈曾经在香港大学深造，提及此事总会感慨，觉得香乐思隔空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港大生物科学学院的阿斯特里德·安德森（Astrid Andersson）或许也会这么想。她正在致力研究本地的小葵花凤头鹦鹉，尝试和民政事务局辖下负责公园管理的康文署合作，在中西区安装其他动物无法进入，并安装有摄影头的巢箱，帮助小葵花凤头鹦鹉在香港实现真正规模化的繁殖。

1948 年，香乐思离开香港，但香港从未离开他。他将二十年的观察感悟化为一部书：《香港岁时记》（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 Throughout the Seasons），写落雨如何变成溪水，写风怎样穿过稻田，记录季节物侯如何沿着岭南群山缓缓变化。这是一个外来者对所爱的异乡的温柔注释，也是一个观察者的自我呈现。

托马斯·莫尔的生平，包括他与亨利八世的宗教政治斗争，曾在六十年代被改编成电影，标题当然是《A Man for All Seasons》。港译《日月精忠》，台译《良相佐国》。译注《乌托邦》的梁怀德对这个短语的翻译，是「千秋人杰」。

而香乐思的纪念匾上，和「A Man for All Seasons」的对应，是两行诗句：

连平连仄，格律不工，却真挚动人。

且我愿意相信，它至少一部分是在表达，对这位观鸟人而言，无所谓「夏日鸟荒」，每个季节，都是最棒的观鸟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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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鸟人之间，有「夏日鸟荒」的说法。

高温暴晒，蚊叮虫咬，对多数观鸟人而言，七八月份是鸟困人乏的空白期，除非你有一双香乐思那样博物学家的眼睛。

到了八月下旬，热浪依旧逼人，但若你稍微敏感，每次出门便会察觉一些变化：日本槭的叶片边缘泛起橙黄，栾树的蒴果变成浅红，蝉鸣的主力从黑蚱蝉变成了蒙古寒蝉。夏末初秋的物侯渐次浮现。候鸟的迁徙也开始了。

最先起程的是鸻鹬，尤其那些没有繁殖的个体，总会早早地南飞。接着是鹟、蝗莺、鹡鸰与鹨，再往后是高空中盘旋的猛禽。而雁与鸭，总要和初冬第一阵真正的萧瑟之气一起出现。

在观鸟人眼里，这就像一幕幕好戏渐次上演。只是有些剧目不那么容易看——例如蝗莺。

「蝗莺」之名或许有点古怪。在书里，蝗莺科（Locustellidae）的鸟类被描述为会发出如电流或虫鸣般单调、机械、无限重复的声音——这便是「蝗」字的由来。可其实有些蝗莺能唱出颇复杂的旋律，不过因为如此鸣叫的黑斑蝗莺在欧洲最常见，同科的其他成员也都有了以虫开头的名字 。

但有一点，无论哪种蝗莺，统统都行踪诡秘。对于中国许多地区来说，蝗莺是过境鸟类，只在春秋两季作短暂停留。迁徙中的蝗莺会在夜晚抵达和离开，白天时常在灌木下方、芦苇深处、高草底部潜伏，加上棕黄条纹的羽色，几乎是一种被施了幻身咒 (Disillusionment Charm) 的鸟。而且在秋天，它们已经结束繁殖，总是沉默不语，不再一展歌喉。这种难以发现，让过去的蝗莺记录大都寥寥——甚至，撞死于玻璃的蝗莺，比被看见的还多。

和其他摩登都市一样，香港的夜晚璀璨得近乎夸张。临近午夜，所有高楼大厦依然灯火通明。走在街头，我想到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在《小说机杼》（How Fiction Works）里说过：

然而，对于许多鸟来说，灯光却可能意味着死亡。研究发现，夜间照明与建筑周围的绿化带一起，构成了致命的陷阱。迁徙季的晚上，建筑物周围一百米内的光亮足以让鸟撞概率激增。而就算没有撞上，无数夜行的候鸟也会被吸引进城市光场的迷幻漩涡——那里空气中有毒化学物质浓度更高，也增加了它们中毒的可能。

黑夜从来便是危险的。日落后，蝗莺为躲避天敌，会歇息在灌丛较高处，反而比白天易见——前提是，如果你能发现它们。而近年热成像仪的普及，使夜观成为新的游戏，也让那些一直与蝗莺恨恨无缘的观鸟人——比如我——有了一窥其貌的机会。

这是季节限定的特别体验。在初熟稻谷和水汽蒸腾的味道里，我冒着踩到剧毒的短尾蝮的风险，在黑咕隆咚的芦苇荡边和田埂上逡巡，见到了稻穗苇叶间的小蝗莺、矛斑蝗莺和北蝗莺。或许是还没演化出在夜间被光照射时的应对机制，蝗莺们总是一动不动，任君观察。可它们本不属于夜晚。那种定格的姿态里，有着深深的困惑与恐惧，像在梦中被突然唤醒的灵魂。

我特别想在白天，也好好观察一下这些神秘的鸟。

而在香港，有个地方，在每年秋天的特定时间，在白天也能清楚地看到蝗莺。我拜托鸟讯灵通的香港鸟友阿来替我留心着。

9 月末的一天，手机亮起，浮出一条消息，是阿来。

就像什么江湖切口，他说：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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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我在九龙湾地铁站的出口等着阿来。

出站口扶手电梯的墙上，是标题为「下一站·德福」的「德福 45 周年展览」的广告和一些老照片，铺陈着住宅区「德福花园」和商场「德福广场」的历史故事。这是港铁的第一个铁路物业，更是「铁路加社区」发展概念的原点，在今天看来仍毫不过时——地铁上盖、商住合一，一种试图将现代性与生活嵌合的设计。

「九龙湾」是填海的结果。1916 年，启德营业公司开始在此筑堤造地，「启德」也成了香港的上一代空中门户，启德国际机场的名称来源。人造的土地在无数航班起降之间继续延展，到七十年代，原本的岸线早已消失，变成了许多船坞与打铁场。而八十年代德福花园的出现，标志着这一带从工业区向居住区的转身，整个社区包含了 41 栋住宅楼，近五千个单位。

如今，这种程度的造陆工程在香港已成绝响。生态保育的意识，使大规模填海成了一个逝去时代的隐喻。

自动门打开，一股冷气裹着我们走出室外。我跟着阿来，从地铁站穿过商场，来到一片被十几幢雪白、浅蓝、粉绿的住宅楼围起来的小花园，数个大小不一的花坛和水池散落其间，水泥地面装点着橘色瓷砖，是上世纪末的香港都会电影里，中产阶级「高尚社区」的典型外观。

阿来是石家庄人。他学计算机，在香港念完大学，就和妻子定居在此。他说，在德福看过房，这些房子外头看着还行，里面又小又旧，不喜欢。

花园和商场之间有十几米的狭窄绿化带，宽度不到一米，满满地种了一排修剪整齐的灰莉。站在跟前，总能闻到一股不知哪间烘焙店传来的柔柔甜香。而这绿化带里头，就藏着那只我想找的鸟——小蝗莺（Helopsaltes certhiola）。

只要降低视线的高度，就很容易发现它。和夜观时不同，此刻的它显得安适笃定——让我想到「叹世界」——其实是错字，应该是「儃世界」。「儃」，是从容、宽闲的样子。

这本是怕人的鸟，但现在它可以容许你接近到不足两米——我起先离得更远，但发现许多不知情的行人贴着花坛走过也并未惊扰到它，于是就尝试慢慢缩短距离。灌丛底部的光线晦暗而温柔，无法拍出摄影爱好者追求的高清漂亮照片，但足够让它安心藏身，同时也被我看到。

我的运气不错。两三天前被发现后，它一直没离开。这是一只今年夏天才诞生的小家伙，虽然已经独立迁徙，但羽色仍带着未褪的稚气。它从背到尾的覆羽泛着温暖的肉桂棕，尾羽尖端偏白，下体淡黄，胸侧与两胁有些细细的黑纹，像是素描时碳笔随手留下的画迹。

它的出生地，是阿尔泰山脉、蒙古、外贝加尔地区、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或者鄂霍茨克海上的小岛，是不折不扣的北方来客。而它的越冬地是东南亚——在漫长旅途中，这个花坛只是临时停歇的落脚点。

和麻雀不同，小蝗莺从不双脚蹦跳。它在灰莉下面闲闲走动，不时低头啄食着什么。虽然体型类似，但它的步态没有白鹡鸰的轻盈感，反而带点雉类那种有条不紊的稳重。我蹲下，跟随着它的速度移动，用望远镜看着它，心里有种窥伺的快乐——原来那重重植被掩盖之下，就是藏着这样的活动啊。到灰莉较为稀疏之处，它会忽然加速通过——这就是我以前看到的，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

年年秋天都会有迁徙鸟途径德福花园。为什么？不只是蝗莺，2024 年 10 月，一只斑胁田鸡也出现在花坛里。这种秧鸡十分少见，毫不意外地，几乎引得整个华南观鸟圈都蜂拥而来，以至于居民投诉，保安驱赶。

德福花园南面是维港外海，北面是狮子山与笔架山的山脊。填海之前，这里原本是一片被潮水反复浸润的软泥滩涂，料来长满了近岸植被，是蝗莺和秧鸡的理想生境。或许在成千上万年里，这些鸟本就一代一代在这片区域歇息。虽然滩涂已经被钢筋水泥重塑，但它们的翅膀里，说不定还留存着当年那些红树和苇草的位置。

另外，这片绿化带，是四周贫瘠的「石屎森林」中少数能藏身和觅食之处，如同枯索沙漠中的孤岛绿洲，会吸引许多生灵。景观生态学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作「生态陷阱」（ecological trap）——漫长的演化，让生物选择栖息地时，会追寻特定的植被类型、水源距离、隐蔽环境等信号。而有时，虽然环境核心生存条件大幅退化，这些信号却可能被保留甚至强化。例如，一片施打农药的植被可能会格外葱郁，但其间的昆虫却极度缺乏。而那些被吸引的生物，最终则会在劣质栖息地中，面临生存和繁殖的困境。

想到这点，我有些为眼前这只小蝗莺感到「揾食艰难」。但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感叹，虽然被 Fancl、The Body Shop、周生生、奇华饼家……紧紧包围，就算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每一种鸟的迁徙、停歇和觅食，也都在回应《侏罗纪公园》电影里马尔康姆博士的那句台词：

今年也有一只白喉斑秧鸡，躲在另一个花坛密密匝匝的红花檵木和龙船花下，但不时能透过枝桠之间看到它泥棕色的胸羽，和画满黑白条纹的下腹。有时它甚至还会走到阳光里——这是难得一见的场景。和大部分栖息在平原湿地的秧鸡不同，白喉斑秧鸡喜欢在山林间的灌丛底部，不露行迹地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所以虽然没有斑胁田鸡那样罕见，还是吸引了比小蝗莺多得多的目光。

感兴趣的不只是鸟友们，还有路过的居民。她/他们大部分已经习以为常，但还是有晨练的阿叔和早起买餸的师奶路过，会好奇地拉住一个捧着长焦相机，不知何故神情专注地盯着花坛深处的人，问：

「你哋影乜啊？」

「雀仔啰。」

「啊，边度有？」

「嗰花槽里边。等阵佢就会出来。」

阿叔也注视着那个草木茂盛，似乎通向虚空的点。过了几秒，他说：

「第一个发现嘅人，係点发现㗎？」

「撞彩啰！」

阿叔笑了，「睇唔明！」，一边摇头走开，一边把手里收音机的音量拧大。早间新闻的声音传来：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并移交加沙地带管理权……或许比起眼前，他会觉得那远方的局势更易理解。

在香港，广播电台似乎还维持着不小的影响力。早高峰的地铁车厢屏幕上还有商业二台「叱咤 903，这一秒，新一秒」的宣传，并且滚动着短讯。我随手记下几条：

「星期日稍后骤雨减少中秋及翌日间中有阳光」

「贝森特料下轮贸易谈判美中将取得相当大突破」

「Lola Young 开骚突晕倒发声明将取消所有演出」

「大摩：中国股市 9 月外资净流入 46 亿美元」

「黎姿 54 岁生日晒家庭照感恩老公儿女幸福相伴」

「日央行：若经济符预期将提高基准利率」

「天文台考虑今晚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就仿佛最令这座城市感兴趣的，只有财经数据、娱乐头条和天气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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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的夏日，以台风为刻度计时。第一场台风宣告季节的开启，第二、第三场，是盛夏脉搏的起伏，而当第四、第五场掠过海面，热浪才终于松懈。

2025 年的第五场台风「麦德姆」已经在南海上盘旋，正在向北推进。珠江入海口另一边的澳门已经挂起八号风球。这场台风不会直接经过香港，但雨从凌晨便不时下起。早晨气温微凉，天光带着一种旧银器般的灰。我坐在床头犹豫片刻，还是出了门。

塱原湿地在双鱼河与石上河之间，距离罗湖口岸只有一站地铁。这是香港最宽广、最完整的淡水湿地，由四百余块农地拼接而成，如同一面生机盎然的马赛克贴画。它的起因，是港府为补偿古洞北与粉岭北新区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在此复育生态：收购、清理、引水、造堤，设置为了给鸟类取食而特意不收的稻田——以自然的名义重新安排自然。

这里的农作还在继续。52 户旧农家中，有 39 户选择回来，以低价向政府返租农地，同时遵守特定的施肥用药规则。旱地里有各种瓜菜和火龙果，水田里种满空心菜——或者按照粤地称呼，叫「通菜」。我看到这里的农作仍多靠人力进行。按照英国鸟类学家伊恩·牛顿（Ian Newton）在《务农与鸟类》（Farming and Birds）书里的说法，这样低集约度的生产方式，对鸟类更友好些。

几片水田里生长着我不认识的植物。一位路过的大姐告诉我，那是西洋菜。我抱着一点不切实际的希望，问了一句：

「您最近有看到北鹨么？」

「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鸟。」

大姐指着水田里闲闲漫步的黑翅长脚鹬说，嗱，那都是鸟嘛。

「不是这种。很小的，就像麻雀。」我拿出手机，翻出北鹨的照片。

她面露迟疑：「……这个不是麻雀？」

在不观鸟的人眼中，或许鹨确实和麻雀没什么两样，更何况田鹨、红喉鹨、黄腹鹨、树鹨……以及我这次香港之行的另一个目标，北鹨（Anthus gustavi）之间的细微区别。而且，虽然大部分鹨都喜欢开阔地，但北鹨却常在草丛里潜踪蹑迹，和蝗莺一样隐蔽。

今年秋天华东的北鹨迁徙已到尾声，我没能遇到，但或许在华南地区，我还有机会。阿来就告诉过我，去年此时，他在塱原偶遇了北鹨。

空气里飘起雨丝。我抬头看，南边的山脊浸泡在低矮的积云里，雨雾在云层与大地之间悬垂，正往这里移动。我匆匆走近一间存放农具的小屋，刚入檐下，雨便随风而至。

屋檐很窄，扫进来的雨水打湿了避无可避的鞋尖。我感受着脚趾间的凉意，忽然胡思乱想。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全然实体的「雨」并不存在。它只是无数水汽凝结和降落地表之前的过程。它是一连串的消失——落地、蒸发，在具形与无形之间徘徊。雨的本质在于过渡。它的存在方式，是不断地让自己成为别的东西：透明的水汽、泥土的气息、河流的缓慢上涨、从皮肤上带走的温度。

每当我以为雨停了，它又以别的方式继续着：从脚底的水洼蒸起，从远处山影的青色中渗出。你实际上无法判断一场雨的起点，也无从区分它的结束。

几场阵雨之后，我已经习惯于每隔半小时就要找一处新的檐下躲上五分钟。又一次，我钻进屋檐，背靠墙壁，默默地欣赏面前雨中的田野，想到了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句子：

墙皮散发出一丝被雨水唤醒的霉味。鞋边沾满了烂泥，但我开心极了，因为就在上一场雨刚停、阳光倾泻的几分钟里，我看到了一只体形瘦长、背带白斑的棕褐小鸟从菜地里飞起，向着高远的天空而去，一边还有节奏地发出北鹨独特的细细飞鸣。那一刻，仿佛田野刚刚小声说出了一个秘密，而我恰好在场，和微弯的稻株们一起，听见了它。

更幸运的是，小屋旁那片水田里，有五只红颈瓣蹼鹬，像五个同时旋转的念头，打着圈觅食。和北鹨一样，这些黑白分明的精巧小鸟也是路过此地，短暂休整后继续南飞。迁徙的迫切让它们毫不惧人，只要我没有太大的动作，它们甚至会主动接近至两三米的距离，我几乎能听见那微小的啄水声。

快步的足音渐近，一个中年男人从屋后闪入檐下，看到我，先是一怔，然后微笑说，「早晨，早晨。」

我也回他一样的话。他戴着黑色鸭舌帽，短短的鬓角有些发白。他明显很热，脸颊和脖子都汗津津的，但始终没有脱下帽子。也许是为了遮掩秃顶？我快乐而不无刻薄地想。

他对着手机说话时，我留意到他的普通话很好，不是「煲冬瓜」——粤语中「普通话」的发音与「煲冬瓜」类似，于是成为粤语母语者对自己带口音的普通话的调侃。

他穿着户外服装，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斜挎着的长焦相机让他看起来有点高低肩。这是典型的观鸟人的装束。雷内·玛格丽特（René Magritte）最有名的画作之一《人类之子》（The Son of Man），是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脸部被一个苹果遮挡。而这位先生的样子，在我眼里，无异于脸上停着一只鸟。

当然，我也是这样一身。

于是，等他挂了电话，我主动给他指了红颈瓣蹼鹬的位置。他饶有趣味地观察了一会，然后我们随意聊起来。他出乎意料地健谈。他说，以前在北京工作过，现在刚回到香港，差不多要退休，准备拍拍鸟，有乐趣，还能多运动。

我告诉他，我看到了北鹨。他一开始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我尝试了我的「煲冬瓜」粤语，没想到他一下子便明白了，「哦，那个！」

这让我有点得意。

他接着说，他没见过，只听说最近会来。「来了就好，总有机会的，」然后他忽然笑道，「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北鹨』，让我想到『不漏洞拉』。」

什么？

「北鹨」和「不漏」粤语发音接近。而「不漏洞拉」（bắt đầu từ nay），则可能是香港人最熟悉的一句越南话。

1975 年，越战结束，越南共产党占领南越，引发了越南人的逃亡潮。香港是主要的收容区之一，接收了超过 20 万越南「走佬」。到 1988 年，因为难民人数过于众多，联合国难民署决定对难民身份进行新的划分。

于是港府以一段越南语录音，来广播解释新政策。其中第一句「从今以后」在越南语的发音就是「不漏洞拉」。这句话在电台里一遍又一遍地回放，渐渐地，「不漏洞拉」便成为那一代香港人脑中越南的代名词。

他说，「我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区不太好，学校里很乱，老师管不到的。我们有个同学是香港出生的，不过他的妈妈是越南人。就有几个男生『不漏洞拉』、『不漏洞拉』这样叫他。我和他是朋友，但也觉得好玩，就跟住一起叫。」

「他很生我的气。他说，我明明是香港人来的嘛！后来，我们就不太说话了。再后来，他转学走了。我始终没有机会跟他道歉。」

「现在想一下，香港人，越南人，又有什么分别？当时好似很在意的。不过，这个同学，后来变得好有名。」

「嗯？他叫什么？」

他抬了抬帽沿，看了一眼依然忙碌觅食的红颈瓣蹼鹬，又转头向我，眼角露出一点顽皮的光，有点神秘地微笑着说：

「他叫——许志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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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多言，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香港的娱乐文化对全世界华人都有极大影响，尤其是音乐、小说和电影。

然而，林奕华就爱深责切地批评过，主流港产片是卖力迎合市场的民粹电影，「走精面（小聪明）、犬儒、势利、表面反英雄，骨子里崇尚权威」——这也是香港给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但实际上，在大众商业之外，也有一些人以个体之力，推动着香港严肃文艺的发展。已故的诗人也斯便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也斯的书写，总会借由对市井日常的观察，传达出温情、诗意和政治议题。例如他写于 1997 年的《鸳鸯》：

讲到「说不清楚的味道」——《也斯的香港》中，还写一位巴士上的婆婆，见也斯买了咖啡豆，于是建议，咖啡里不要放糖而放盐，会别有风味。也斯还道自己听错，但婆婆认真地点头：

还有一篇，也斯提及住所楼下的修车铺。而且和艾敬一样，他也注意到了狗：

在香港，也有许多「奇形怪状」的鸟——那些本「不该」出现在这里的生灵——例如白领翡翠、稀树草鹀、爪哇池鹭、褐背针尾雨燕和黑颏果鸠。这一方面是因为宠物贸易带来的逃逸，另一方面，香港的公民观鸟运动基础深厚，也让罕见鸟的发现变得更多。观鸟手册里许多鸟种的分布图上，在香港的位置都有一个小红点，表示有过记录。这样的不俗成果，足以让人反思「香港只以『揾食』和消费定义人生」的偏见。

延续着香乐思等自然观察先驱的传统，香港观鸟会于 1957 年成立。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她/他们便与内地接触，前往新疆、西藏和云南观鸟，并且开展各种鸟类调查和保育合作，还负担差旅费用，邀请内地人士到香港参加观鸟赛，了解「观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说，香港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观鸟活动的滥觞之地。

在本地，香港观鸟会也做了许多。她/他们呼吁政府对夜间灯光和玻璃幕墙进行管理，长期办观鸟班培养新人，还有专门针对年长观鸟者的「红耳鹎俱乐部」。以及，自 2016 年起，香港观鸟会每年都组织「麻雀普查」。2024 年的普查结果如下：

或许，这里面也有我带来的那只麻雀的血脉？普查报告写得严谨认真，还带点股评般的气息，让人不由得觉得「很香港」——香港街头的金融广告，大概是我去过的城市里最多的之一。这次印象比较深的，是人头攒动的九龙塘地铁站里，一幅汇丰银行跨境信用卡的广告：莎翁铜版画头像上伸出一个词泡，写着「北上 or 不上 ，that is the question」——现在我能明白这里面的谐音幽默了。

不过，广告的小谐趣里，也含着大哉问。对于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而言，「北上」或「不上」，确是相当重要的抉择。从晚清开始，香港就曾是整个中国内地的贸易中转站——在封闭和开放、中国和外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香港的身份微妙，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和商品。黄遵宪在 1870 年对香港的观察，抑或说预言，便十分准确：中外通喉舌，纵横积货财。

大量的进出口经手，让这座城市飞快地富了起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像是自然的一种延展——它的生长逻辑与树林、鸟群、蚁丘并无二致。特定资源聚集，城市也就在顷刻间迅速发展。

然而，没有什么永远不变。假期中的香港照例熙熙融融，但走在街头，我能感觉到另一种气氛正在悄悄蔓延。最直观的，便是许多位置绝佳的商店变成了贴着招租广告的「吉铺」——香港人如此称呼闲置的铺面房——比例高过我之前来的任何一次所看到的。一间间沉默的空屋，仿佛在集体象征着某种流动已变得滞涩——倪匡写过，「只要令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它毁灭死亡。」

我想起那位「不漏洞拉」先生，在礼貌地问及我的职业后，跟我说，以前观鸟的人年纪偏大，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来观鸟了。

「多点人参与当然好啦，但是我工作日也经常碰到几个年轻人。我就问，你们不用上学，不用做工的吗？原来他们是找不到工作，就出来观鸟，总好过在家里呆着。」

他又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许多事曾经发生。我读到过媒体报道里香港青年的迷茫心绪，也看到了阿来这样的新香港人，怀着憧憬，努力编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至于未来会怎样？我想到罗永昌导演的电影《每当变幻时》，也想到那首同名的歌。在 1976 年，香港经济黄金期的起点，薰妮唱过，后来杨千嬅也唱过：

我怀念，并且期待这座西西笔下「挚爱的、又美丽又丑陋的城」，会重新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恐怕不是昔日「亚洲四小龙」那样的辉煌，但「生命自会找到出路」，或许城市也是。从工业到后工业，从填海到保育，从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香港的「城市生命」也在不断调整着呼吸方式。

我期待总有一天，会有新的灯光在那些吉铺里面亮起，透出「活着的感觉」，就像金庸用本名查良镛写下的那句貌似签语的话：香港永远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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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香港的那日，我在罗湖口岸看见麻雀。那幢建筑已经不像小时候看来那么雄伟，20 多年过去，甚至显得有些陈旧。无数行李箱轮声隆隆，十几只麻雀叽喳着在行人脚边穿梭蹦跳，然后一只随一只地飞远。

香港的麻雀大多是留鸟。它们不追着季节迁徙，只守着街巷里的空调外机、公园的长椅底、茶楼外的排气管，生活在城市的褶皱里。像所有习惯与人共处的生物那样，它们在噪音中筑巢，在尘埃里抚雏，日复一日。全世界的麻雀大抵如此。

但有趣的是，根据香港观鸟会的记录，在离陆地数十公里的蒲台岛上，每年春天，都会有约两百只麻雀短暂现身。它们从海上来，掠过浪与雾，只停留片刻，便再度消失，显然是在迁徙途中经过。

没人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又将飞往何方。我们只知道，竟也有麻雀会离开安稳的屋檐和街巷，去闯那片汹涌的海。

就像许多在此停歇又离开的生命一样，只留下一点风声，和一些不确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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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单读和 SEE 基金会共同发起的「自然若比邻」创作征选计划作品，首次发表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单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