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2 月 21 日，冬至。冬未至。
气象学上的「入冬」，是指立冬以后，连续五天日均温低于 10℃，其首日便为冬季的第一天。按照这个定义，上海依然陷在被一场被不断拉长的深秋里。十二月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厚羽绒服还蜷在衣柜深处，附近公园里的杨柳竟然还挂满叶子，不黄不绿，像一树又一树在弱酸里泡过的 pH 试纸。
饺子吃了，四种馅儿的；父母去扫了墓，替我也上了香；连内忧外患中的金州勇士队都赢了一场球。按说这个冬至过得无可挑剔，可毕竟，冬天不在。
但有些事情总是会按时到来，比如圣诞节。
前年 12 月，我在云南保山观鸟，同行的有美国鸟类学家史考特·罗宾逊（Scott Robinson）。那趟行程轻松愉快，还有一个小小的注脚——我们看到了黄臀啄花鸟，似乎是保山市的新记录。
闲谈时，聊到就在眼前的圣诞节。他问我：你知道圣诞数鸟么？
我知道的。
1900 年圣诞节，鸟类学家、奥杜邦协会早期理事弗兰克·查普曼（Frank Chapman），提出了一项倡议：这一天，人们依旧走向野外，但不再携带枪支，而是代之以纸笔与望远镜；不再以猎获的数量决定胜负，而是统计所见到的鸟类种类与数量——在那个年代，最盛大的圣诞娱乐之一，是分组狩猎比赛。
「圣诞数鸟」（Christmas Bird Count）由此诞生。
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它也成了在观鸟人代际之间传递的新传统，是许多孩子第一次举起望远镜的契机。这一次，自然不再是被征服或占有的对象，而是和家人与朋友并肩而行的温柔场域。
从某个意义上说，圣诞数鸟与圣诞节本身的精神有着微妙的重叠。它们都关乎「advent」——降临、显现。在基督教传统中，这是神圣进入尘世的时刻；而圣诞数鸟见证的，则是荒野中那些渺小、平凡，却持续在场的生命。
今年圣诞节，在湖州长兴的郊外，我忽然想起了圣诞数鸟这件事。
眼前是一口被排干的虾塘，袒露着湿润的淤泥。几个中年男女提着水桶，俯身在泥淖里用手抄网寻捞残剩的河虾，动作麻利。在她/他们身旁，成群的白鹭与红嘴鸥也在做着同样的努力。四五只灰翅浮鸥不停在两三米的高度来回飞行，紧张地等待着机会。
而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一只罕见的鸟——细嘴鸥（Chroicocephalus genei）。
这种鸥主要分布于非洲、南亚与西欧的海岸，在中国极为少见。这一只多半是混在红嘴鸥的越冬大群中，在迁徙或漂泊的某个节点，偏离了原本的航线，来到了太湖西岸。
在中国，红嘴鸥是目击记录最多的鸥类。无论海边或是内陆水体，都有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想象一只典型的「海鸥」——红嘴鸥基本上就长那个样子。冬羽状态的红嘴鸥，褪去了繁殖期的黑头罩，只在眼后留一弯浅浅的斑记，像被谁以指尖蘸了淡墨，轻轻抚过。细嘴鸥和红嘴鸥十分相像，辨认的关键，就是更加白净的头部，以及透着粉红色的胸腹。
远处有鞭炮。两三声，又是两三声。我抬腕看表。11:08，大概是哪户人家选定的良辰吉时。声音并不算响，但第一声传来的瞬间，几乎条件反射般，鸟群炸开，所有的鸟同时逸向空中。不知道这些候鸟在何地经历过什么，但火药的爆裂声，在它们的意识里，必定和恐惧与危险的回忆紧密相连。
受惊的鸥群绕着这片虾塘密布的湿地快速盘旋，有一部分甚至升到百米高空，变成细碎的闪光点。过了十几分钟，这团白色的流云才一小股一小股地沉降下来，陆续落到另一口干涸的虾塘中央。我慢慢走去，等我到达，那片塘底已经铺满了雪白与浅灰的身影。
正是仔细寻找细嘴鸥的好机会。我举起望远镜，开始一只只地观察。
鸥类辨识，是观鸟路上定会遇到的难题。鸥科（Laridae）鸟类的形态相似又多样——不同种的鸥常常长得差不多，而同一种鸥生命阶段的头几年，又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连经验丰富的英国观鸟人大卫·林多（David Lindo）都用「困难得邪门」（devilishly difficult）来形容这种挑战。
有人因此退却，也有人痴迷其中，被称作「嗜鸥者」（larophile）。按林多的说法，「他们活着的头等乐事，便是细数鸥类第五至第十枚初级飞羽上的翼镜。」
我处在两者之间，算不上狂热，却偏爱这份琢磨的乐趣。想来，许多事情的醍醐味，大抵都藏在局外人无法觉察的细微差别里——那一点羽色深浅，斑纹大小，喙形粗细，都像令人好奇的密语。
虽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但这里比上海冷得多。寒风不停，吹得前额钝钝地发痛。望远镜的目镜视野在一只只鸥身上移动。有些正在埋首理羽，我便稍等一会，待它抬起头来，确认过没有细嘴鸥那样的浅色虹膜，再转向下一只。
因为我发现，只靠「粉红色的胸腹」根本无法笃定细嘴鸥的身份。在这群红嘴鸥里，有大约百分之一的个体，胸腹间也晕着淡淡的粉。其实这个现象在许多鸥类当中都存在。鸥的粉红来自食物中的虾青素。同一片生境的鸟，食物来源应该无甚差别，但为什么总有些个体的粉红特别明显，甚至到了非繁殖季还依然存在？这对生存或者性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没有人清楚答案。
不远处，另一位陌生的鸟友与我对视，我们同时摇头，苦笑。
全都是红嘴鸥。
有人拎着装满的水桶经过塘基，鸥群再次起飞。但显然这次的威胁不及鞭炮，它们少了几分仓皇，例行公事般懒洋洋地，飞得又慢又低，从我上方掠过时，最近的一只，几乎可以看清初级飞羽尖端的羽枝。天光穿过几百对羽翼，投下斑驳又快速游移的阴影，划过我的肩头和脚边的泥地。那个瞬间，周遭的声音被抽走了，一切都静了下来，唯有眼前的鲜活，撞得人满心滚烫。
我不甘心，把落下来的鸥群又检查了一遍，并且开始计数。按照之前在雷州半岛做水鸟调查学到的方式，我先在视野里大致框定了十只红嘴鸥，然后以十只为单位，10、20、30……从左到右、从上往下缓缓移动着望远镜。
过去连续两天在此地记录到细嘴鸥，让我们生出了它会久驻此间的错觉。然而这水泽纵横的太湖之滨何其辽远广阔，一只鸥鸟的天地，本就不该囿于这一方虾塘。
乔纳森，你会在哪儿呢？我在心里默念——我给那只未曾谋面的细嘴鸥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在鸥群中寻找一只略有不同的个体，让我想起理查德·巴赫（Richard Bach）的小说《海鸥乔纳森》（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在故事里，乔纳森是海鸥群里唯一的异类。它宁愿挨饿，也要去追逐速度、高度与翅膀的极限。在小说的语境里，飞行象征着超脱，以及对既定命运的抗争——里面有句动人的话：「一只海鸥是关于自由的无限观念。」
正因如此，读者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乔纳森那边，悲哀它的孤独，愤慨族群对它的放逐，把那群守旧的海鸥长老视作庸常世界的枷锁，也为乔纳森最后的「得道」感到欣喜。
然而，如果稍稍移开文学的聚光灯，世间没有一种鸟，会为了飞行而飞行。飞行从不是目的，而是生存的延伸，是鸟类的身体与环境，在千万年演化中达成的默契。潮汐的涨落，风向的变幻，鱼群的迁徙，塑造了翅膀的长度与力量，也划定了飞行的方式与边界。
这部小说曾在七十年代风行一时，影响深远，我却始终谈不上喜欢。除去它机械的说教与玄之又玄的灵修意味，更让我无法认同的，是当乔纳森——或者说作者——将精进飞行技巧本身看成一种自足的目的时，也就悄然引入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以人类意志改写自然法则的冲动。
那不是海鸥的自由，更像是人类野心的回声，借着鸟的翅膀，在天空中反复回荡。
我数到了 384 只红嘴鸥。看着它们，寻细嘴鸥不遇的遗憾荡然无存。在这个暖和得异乎寻常的圣诞节，它们还是来到这里，起飞，落下，再起飞。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正与查普曼的倡议遥遥相通——圣诞数鸟和物种的稀有程度无关。它珍视的，是「仍然」。仍然有生灵，在错位的时节里栖息；仍然有人，愿意站在冷冽的风里，将这些起落翻飞的存在认真数清。在一个运行规则不再清晰的世界里，或许，人还可以这样，与自然建立可堪依靠的关系。
当年，在北至加拿大安大略省多伦多，南抵美国加州蒙特雷的海岸和枯林间，27 位初代圣诞数鸟参与者，总共记录到约 90 种鸟类。这不起眼的源头，最终流淌出一条跨越世纪的数据长河——这是全世界历时最久的公民科学项目，现在每年都有数千名志愿者参与，史考特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的冬天或许不会来了，但太湖西岸的这口虾塘，已经给了我一个冬天。红嘴鸥群一次次飞越头顶时，风被 384 对翅膀搅动，扑在脸上，有一种硬脆直接的触感。我明白自己确实经历了——一个不由气温定义，却真实发生着的冬天。
